伍廷芳

伍廷芳（1842年—1922年），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西墩人。
1842年7月30日，伍延芳生于新加坡，三年后后随父回国，居住在广州芳村。幼年进私塾读书，十三岁入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
1861年，伍廷芳毕业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与港人黄胜创办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协办《香港华字报》。不久升任高等法院巡理厅首席译员。
1874年，伍廷芳自费留学英国，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读法学，三年后取得大律师资格。
1877年，清公使郭嵩焘到伦敦，伍廷芳登门拜访，伍称英国政体为“君主之，实民主之”，并做详加解释。
2月，经香港督轩尼诗推荐，伍廷芳回到香港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律师。后被港府聘为法官兼立法局议员，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
他反对歧视华人的不平等法律，呼吁废除公开笞刑，坚决要求遏制贩卖女童的行为。为华人利益奔走“俨然为华人之代言人”。
1878年，伍廷芳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香港“太平绅士”。
1880年，伍廷芳与富商梁安等联名上书，请求成立华人商会。
1881年，伍廷芳提议在香港创建电车的计划、建议实施九龙湾填海工程，他多次捐款支持香港的教育事业。
1882年，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向李鸿章推荐伍廷芳，李认为伍廷芳正是“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即请为幕僚，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
伍廷芳入直隶总督府，任洋务委员办理洋务前后十多年，其间参与了中法和约、马关条约等商议的签订。
伍廷芳处理北洋水师军舰停泊日本长崎时发生的水兵巡捕斗殴案件。
1896年，清政府任命伍廷芳为公使，出使美国、秘鲁、西班牙等国。
1887年，在公使职内，伍廷芳向朝廷上《奏为借材异地当以美国为宜》、《请仿行各国印花税摺》等奏折，奏章反映了他渴求以西方的政治管理来变革大清的强烈意愿，他的独到眼光，在满朝官员中确实是凤毛麟角。
伍廷芳参与签订《中越边界通商章程》。
清朝廷任命伍廷芳为唐山铁路公司总办。
1892年，伍廷芳主持北洋、官商铁路两局。
1897年2月，伍廷芳返香港探亲，受到港督罗便臣，驻港陆、海军司令，立法局全体议员及士绅们的热烈欢迎。
1899年，伍廷芳向朝庭上《奏请变通成法摺》称：
“出使美、日、秘鲁大臣伍廷芳奏：为教案迭起，内治无权，拟请变通成法，亟图补救事。……事每起于至微，祸辄生于不测。今欲预弥其变，惟在内治有权。查各国通例，凡他国人在本国者，皆归地方官管束，犯案皆归地方官讯办。惟中国商民往他国者，受治于他国之官；而他人来我中国者，则不受治于我，侈然而肆无所顾忌。冠履倒置，职是之由。……方今强邻虎视，各欲得地以便私图。与之则启争，不与则致寇。……若夫法律，原以齐民。……夫法无不变，制贵因时。应请饬下部臣，采各国通行之律，折中定设，勒为通商律例一书，明降渝旨，布告各国。……谨奏。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伍廷芳”
同年伍廷芳奉命与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在：“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之下，要求中国“门户开放”，西方各国都应该“机会均等”的主张。伍廷芳认为这是避免中国被瓜分的最好办法，因此极力赞成并推动条约的签订。
1902年，伍廷芳应召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众大臣主持、参与清政府修订法律的工作，拟订出中国最早的商业法、民刑律草案。
伍廷芳力主删除《大清律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刑罚。他认为：“治国之道，以仁政为选。”提出：“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凡初次讯供时及徒流以下罪名，概不准刑讯，以免冤滥。其笞杖等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
1903年，伍廷芳参与制订出台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组织法》、《商人条规》、《民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奖励发展工商业的多种条例规章，呈报清廷请予实施。可惜无论是修改的旧律还是新增定的新律，直至清朝灭亡也未在国内实施。
时伍廷芳说：“屡有条陈，辄思补救，奈终见沮，十不一行”。他深刻地认识到：“自数百年来，四海萧骚，咸徂伏于专制政府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压迫太甚，炸力旋生，其势使然。以是人心之趋向，渐集民权。”
1906年，伍廷芳夫人何妙龄，捐款建成何妙龄医院。
1907年，伍廷芳二次出任清朝政府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大臣。满朝文武中只有伍廷芳最熟识外国律例和国际公法，是中国与西方交涉外交事务的第一人。在对外事务中，伍廷芳坚持“自强之枢纽是必须收回丧权辱权的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的观点。
1908年10月，伍廷芳主持签定《中美公断条约》。
1909年8月，伍廷芳主持签订《中秘条约》。
11月，伍廷芳呈《奏南美无约各国似宜订约遣使以保护华侨片》奏折，与中南美各国缔建的外交关系。
1910年，出使美洲回来伍廷芳向清廷呈递《奏请剪发不易服摺》，提出剪去清朝入关二百年来脑后拖的长辫，此议为朝廷忌恨。伍称病“浩然归去”，寓居上海自号“观渡庐老人”，进行灵学研究。他“以身为率”剪去辫子。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伍廷芳在上海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摄政王载沣和庆亲王奕劻，劝清帝退位。
上海独立后，伍廷芳与陈其美、张骞等人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11月中旬，脱离满清的的南方各省军政府代表，共推伍廷芳为南方阵营临时外交代表，负责对清廷和世界的各项事务的交涉。
12月18日，伍廷芳担任南方民军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20日，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华公使致电南北和谈代表：“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22日，“共和统一会”发布意见书，认为战争继续会导致列强干涉。南方同意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迫使清帝退位，革命党人就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他主持发布《司法部咨各省都督停止刑讯文》，伍廷芳提出废峻法、刑讯，重视证据，提出改变中国数千年旧法的积弊构想和轻刑慎法、司法独立的主张。
他的思想在三月间姚荣泽案的审判中得到充分体现：
清朝山阳令姚荣泽，将淮安反清民运领导人周实枪毙、阮式剖腹挖心。沪军都督陈其美电告伍廷芳，要求严惩姚荣泽，主张把姚抓起来开个公审大会，枪毙了事。伍廷芳则不然，获信后即在上海设法庭，用西方庭审的方式，设陪审员和辩护人进行公开审判。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说：“民国刚建，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办法。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尊重法律。”必须“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3人为陪审员。并准其聘请辩护人到堂辩护，审讯时任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入三弊。”
为此，伍廷芳与陈其美四次争辩，坚持要依法审理，相持不下，最后在孙中山干预下，案件才按照伍廷芳拟订的审理方案和预定日期进行，依法判决姚荣泽死刑。这就是闻名的“中华民国第一案”。
4月，临时政府迁北京，伍廷芳拒绝袁世凯高等顾问的聘任。
10月，伍廷芳辞谢袁世凯奖授“勋一位”的殊荣。隐退上海居家五年，一心攻读儒、佛、耶、回的书。这期间他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举为首领，被“共和党”列为理事，均不受职。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伍廷芳斥洪宪帝制如同儿戏，所谓“劝进团”、“请愿团”根本不代表民意，坚决反对帝制复辟。
11月，袁世凯死后，伍廷芳应黎元洪邀，到北京就任段祺瑞内阁的外交总长。初黎元洪邀他，他回电说：“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
伍廷芳笃信灵学，他说：“世人每以灵魂一字，毫无根据，视为空空洞洞，其实人都看错，不分轻重，不明其假，须知人之灵魂：永远不死。”
据《平等阁笔记》里载：“伍廷芳游美曾赠一鬼魂一束鲜花，那鬼魂马上捧花隐去。”1920年11月12日《申报》发表《伍博士演讲通神学》。演讲中，伍廷芳称自己“在美国时，与鬼同拍照，见有三鬼立吾身后，一为前英国公使，一为美国人，一为中国带小帽者，我不知其为何人，此照尚在”。
1917年，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的府院权力之争，伍廷芳支持总统。
5月，伍廷芳代总理，协助黎元洪副署命令，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29日，段祺瑞宣布“独立”，北京一时出现了两个政府的混乱局面。
6月，总统黎元洪请长江巡阅使张勋进北京抗御段祺瑞，张勋的辫子军进北京就公开宣布复辟帝制。12日迫黎元洪签署命令解散国会，伍廷芳以代总理身份拒绝签署解散国会令，他坚称：“头可断，此令不可署。”
9月，伍廷芳辞职南下参加孙中山广州护法军政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1918年，桂系军人主持着广州护法军政府，改设七总裁，推举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其意是排斥孙中山。伍廷芳劝孙中山顾全大局，不轻易去职，导致护法运动夭折，孙中山采纳了他的建议，委派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政务会议。不久孙中山因护法军政府并不推行民主建国，辞职去上海。伍廷芳留任军政府，任总裁兼外长、财长。
1919年6月，伍廷芳代表广州护法军政府与北京各国外交使团谈判，达成了按百分之十三的比例提取关税余款的协议（中方13%）。
1920年春，伍廷芳经手关税余款，先后五次共得三百九十余万元。桂系岑春煊为扩充自己实力，4月免去伍廷芳外长、财长职务，想独控关税余款资金。
伍廷芳发表宣言誓与孙中山坚持护法。携印信和余款离广州到上海，自此一直紧随孙中山先生左右。
1921年冬，伍廷芳随孙中山回到广州，协助恢复护法军政府。
1922年4月，广东陈炯明反对北伐，孙中山免陈炯明广东省长职，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
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委任伍廷芳为外长兼财长。孙中山离广州到桂林筹备成立北伐大本营的时间里，由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
6月16日，陈炯明、叶举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登军舰与叛军对抗。17日，伍廷芳从围困中逃出登上永丰舰，对孙中山说：“恐怕我没有替你出力的时间了。”他已知自己时日不多，话悲哀却透着无限的留恋。
孙中山对他说：“今日我必须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
令伍廷芳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必须严守中立，切勿帮助叛军。伍廷芳立刻奔走在各国领事馆，通告孙中山总统的态度。
劳累中的伍廷芳突然发病住进医院，6月23日逝世，时年八十岁，葬广州越秀山。伍廷芳年长孙中山二十四岁，是孙先生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伍廷芳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反复向中外人强调：
“中国须要革命，革命须要孙中山领导。”
伍廷芳遗著有《伍秩庸先生公牍》。出使欧美多年，先后撰写了《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设》、《斐律滨赛会记》和《美国视察记》等著述。在灵学上也有《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鬼的世界问题》等书。

孙中山知噩耗，极伤心地对左右说：“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吾军惟有奋勇杀敌，继续遗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孙中山亲撰千字墓志铭：
“公姓伍氏，讳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知公弥深，敬公弥笃，谨揭其生平志事关系国家之大者，以告天下后世，俾知所楷模焉。”
今广州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东侧，立着孙中山先生撰文、谭延闿书写的《伍廷芳墓表》白色大理石碑。
伍廷芳逝世两周年，孙中山委胡汉民墓前拜祭，亲写挽联：
“革命未成功，扶植邦基思硕果；善邻应有道，绸缪国际赖坚郎。”
先生给与了伍廷芳很高的评价。
辛亥革命后，伍廷芳致力于中国法律的修改，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伍廷芳认为，要共和、立宪、民权，必须三权分立。他说：“立法一也，司法二也，行法三也。”三者之中，以司法独立最为重要。
伍廷芳认为司法独立，是指审判官独掌法权，神圣不可侵犯。
具体如：若无合格法律传票，不能擅入铺屋捕人、搜查及封禁房屋铺户；被捕的人，必须在24小时内由法官当众审讯，行政官不能问案等等。伍廷芳主张仿效西方，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律师制度等等。同时他利用司法总长的职权，在审判中率先推动律师辩护制度。
伍廷芳始终拥护民主共和体制，强调国民享有平等权和自由权，也强调自由当以守法为前提；他强调改良司法，即司法独立和文明审判，为此呼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养。
十九世纪里，伍廷芳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坚持国与国平等的立场，坚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奴颜婢膝，不谄事列强，是民族不弯的脊梁。
举三例以证：
一、
1887年，在日本长崎发生中国水兵与巡捕互斗的事件，针对日本人的强硬态度，伍廷芳提出了《长崎（中国）兵（与日本巡捕）互斗处理办法》：
“1、事件中，中国船员死8人，受伤42人；而日本人仅死2名，伤27名；中国船员“诚属惨矣”，“主客不敌，势所必然”。日本政府并无照会表示悼念之意，这“似于交涉和宜未免失当。”
2、不能单凭中国兵的口供和所请律师的话，亦不尽信日本人辩解和日本巡捕所聘律师之词。
3、如日本政府强词夺理，又不允请公正大员，或请大员而不依其评断，我国不能不予以重视。即使我国不使用武力，也似宜撤回驻该国大臣、理事官等，绝其友谊。”
其字里行间铿锵有力，亦大义凛然！
二、
伍廷芳在香港督府华民政务司任职时，遇到一个案件：一英国醉汉在马路上无故踢死一个华人。这件命案一到公堂，英国法官是百般袒护，意图为其脱罪。
伍廷芳据理与英国法官力辩，当时香港的媒体报道称：
“华人博士（伍廷芳）挺身而起，根据法理，竭力争辩，在法堂几次吵闹。最后又在港督面前互相訾骂，港督只好双方调解，最后那英国人被判监五年，赔偿巨资，恤死者家属”。
三、
西方国家盛行赛马的赌博活动，列强在上海西郊设有赛马场，每年春秋两季开展赛马活动；西方列强的条例规定在赛马时，中国人不准上阅览台观赛。对这种民族歧视，伍廷芳很愤慨，数次公开斥责说：公共场所不能“遂摒绝一民族乎”。
在中国历史上，伍廷劳是自费留学第一人，是在英国获法律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是持有外国律师资格的第一人；他还是在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的创办人之一，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华人立法局议员，他不朽已！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中华民国外交史》，张忠绂、1936年。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78年。
《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团结出版社2008.12。


胡汉民

胡汉民（1879年—1936年）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十三岁作《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
1891年，胡汉民父亲病故，“由是无力从师，仅自修于家。”
1893年，胡汉民母亲病故，“凡两月始克举殡。家庭生计，盖有不堪言状者。”十六岁的胡汉民开始教书谋生，“门徒有十七八岁者。既课徒，复须自修，且时应考书院，博膏伙以瞻养弟妹。”（上均引自《胡汉民自传》）。
胡汉民先后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肄业，“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他对1895年的“公车上书”，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
1900年，胡汉民的好友史坚如从事反清活动殉难，闻讯后他愤怒地说：“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
1901年，胡汉民应乡试，中举人。
1902年，胡汉民与陈淑子结婚。他代人考科举，得谢银六千多两，用这些钱才与吴稚晖、钮永健等人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读书。当时的胡汉民一心想“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
因为吴稚晖被日本驱逐出境，胡汉民气愤退学。回国后，先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后在广西梧州中学教书兼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试图进行一些改革都失败了，教育救国的路走不通。他哀叹：“专制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
1904年冬，胡汉民再次赴日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读书。
1905年9月，胡汉民与廖仲恺在日本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胡汉民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胡汉民任编辑，在两年里他先后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章，与保皇党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主张革命胜利后，各国在华的“各之债权，断许其无损害。”
他认为同盟会1895年领导的广州起义是“空前奇举”。
孙中山选他做秘书，从此成为孙的主要助手之一。
1906年，孙中山派胡汉民参加保皇党召开的纪念大会。胡登台演说斥其谬论，分析康有为思想的五级退化……。胡汉民演说时，“听众逾千人，拍掌狂呼者再，康、梁之徒，众皆瑟缩，不敢置辩，即席宣布此后不再会于东京，从此留学界渐以容保皇为耻辱矣”。
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胡汉民随孙到越南河内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他往返于河内、香港，担任筹饷、运送枪械等工作；先后支持或参加了潮州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等起义活动。
镇南关起义，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赴前线。胡汉民在长途跋涉中晕倒，孙中山问他为何如此奋勇，他回答：“党于党员，实有其牺牲献身之要求，吾人既矢志革命，所谓知死必勇，更不愿于其时提出顾虑，致他人动摇。”
1908年，胡汉民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痛斥保皇派。
1909年，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载沣入狱，为营救汪胡汉民四处筹款以赎。
5月，孙中山赴欧州，则委托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
10月，同盟会南洋支部在香港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胡汉民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广州新军起义。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胡汉民出席孙中山南洋槟樃舆会议，奉孙中山命前往南洋各地筹款。
1911年1月，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起义总机关统筹部，胡汉民任统筹部秘书长。往返广州、香港、南洋、西贡等地，负责筹款运送枪支弹药，在最危险的时候，胡汉民夫妇将独生女胡木兰托付给人，在一块布上写下夫妻两人的名字和籍贯，缝在女儿衣服上。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胡汉民痛心疾首：“盖自有革命战争以来，吾党之损失，未有若斯役之巨者。”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
11月9日广东独立，孙中山推荐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胡汉民就任广东都督。他在任内大力澄清吏治，时广东全省九十余县，平均每县一年更换县长3次。胡汉民的励精图治精神可见一斑。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胡汉民任总统府秘书长。
4月，南北议和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胡汉民回广州任广东都督。
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胡汉民任广东支部长。
1913年，3月，国民党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胡汉民反对袁世凯，却主张用法律解决，他“以时机未至拒”决孙中山要广东独立的指示。
6月，袁世凯撤胡汉民粤督职，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离广州到香港，转上海。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胡汉民随孙中山到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重建中华革命党，胡汉民首批响应并宣誓加入。被孙中山任命为党部政治部部长，主编《民国》杂志。
1916年4月，胡汉民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上海协助陈其美武装反袁。袁世凯死后，胡汉民与廖仲恺往返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谈判，以求扩充加强北方国民党力量。
1917年9，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胡汉民任军政府交通部长。
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元帥衔，胡汉民随孙中山到上海。
1919年8月，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中，渲染唯物史观，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1921年，春节时胡汉民家大门的对联是：“文明新世界，独立大精神。”
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参议，随孙在两广活动。陈炯明叛变，胡协助孙的讨陈工作。
1923年，胡汉民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定，参与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审查。
1924年1月，胡汉民出席国民党广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赞同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9月，孙中山率军到韶关，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兼广东省长。
10月，胡汉民执行孙中山令，平定广州商团叛乱。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六、七月间，北京的胡汉民、孙科、邓泽如和上海的戴季陶、邹鲁等人研究国事，一致认定：国民党非清除共产党不可。
8月10日，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9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来解决清党的问题。”20日，国民党元老廖仲恺被刺，胡毅生、林直勉、胡汉民等人有谋杀的重大嫌疑被拘留。不久，胡汉民被释放，在汪精卫指派下“出使苏联”以避此案。在苏联时胡汉民与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几次会见。
时人评价他与孙中山之间是“学生无先生不醒，而先生无学生不盛”。
胡汉民不唯上。华中科大王炯华在《胡汉民评传》中说：孙中山在广州担任非常大总统时，胡汉民任幕僚长。一天，孙中山在胡办公室发现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被搁置，大发脾气。胡汉民待孙稍停，将扣下的手令摆到桌上，逐封评论：“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胡汉民争辩：“即使是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誓词中也有‘慎施命令’一条吗？”孙中山语塞：“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胡汉民说：“先生应该说一句‘你是对的’才合理。”事后孙中山对人说：“余与汉民论事，有许多时候出现争论。多数情况下都是汉民正确的。”
1926年4月，胡汉民从苏联回到广州。见国共合作正炙热，退居上海。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公开清党。胡汉民马上从上海到南京，出任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与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对立，这就是国民党历史上短暂的“宁汉分裂”。胡汉民下令通缉一百九十多名共产党员。
5月5日，胡汉民提出在中央成立清党委员会。
6月20日，胡汉民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郑州会议。胡汉民同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中执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1928年1月，胡汉民赴苏联考察。
9月，胡汉民提出《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提出一党专政。
10月，国民党中常会上胡汉民增补为中常委。8日，根《国民政府组织法》组阁，蒋介石为政府主席，谭延恺、胡汉民、王宠惠、蔡元培、戴季陶分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院院长。
12 月5 日，胡汉民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
1929年，胡汉民参加孙中山国葬仪式。
1930年，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国家设总统，集权力于总统；五院院长统属总统领导。
胡汉民以“党权高于一切，”“以党治国、治军”为理由，坚决反对制定约法。胡称：“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与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各省代表中支持胡汉民意见的占多数。
胡汉民主持编成《总理全集》。胡汉民所著《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连胡适也表示“佩服”。胡汉民的《阶级与道德学说》、《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的制度》、《女子解放从何做起》等文，着眼伦理道德、家庭、家族和妇女解放的研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1931年，胡汉民在约法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论。
2月28日夜蒋介石把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29日，胡汉民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等职，蒋称胡是“引咎辞职”，改林森为立法院院长。
4月末，胡汉民密约林森、邓泽如等人以中监委名义通电全国，指责蒋介石并提出弹劾案。接着两广陈济棠、李宗仁，汪精卫、孙科从香港到广州。
5月27日，林、邓与汪精卫等人在广州组成国民党中执委特别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分裂形成。九一八后，宁粤和谈达成一致。
10月，胡汉民获释。
1933年，胡汉民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月刊》。著《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等文章，他坚持抗日、剿共、倒蒋三大政治主张，首先认为“抗日实尤重于剿共”。他也骂蒋介石“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是“新兴军阀。”剿共“始终剿办不力，……”助长了共产党的发展。
 4月，胡汉民在宋庆龄发起公布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上签名，还在共产党《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签名。
1935年6月，胡汉民赴德、意等国考察。
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胡汉民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
1936年1月，胡汉民回广州，应蒋介石邀约准备重返南京。
5月12日，胡汉民与妻兄陈融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逝世。
胡汉民一生只娶夫人陈淑子为妻，陈淑子是个小脚女子，她紧随丈夫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可称伉俪情深。
当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宣布胡汉民的死讯。同时成立由邹鲁、陈融、林翼中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25日至27日，全国公祭，报纸刊登了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祭文。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公祭，堂内正面是一幅高18尺的胡汉民遗像，上悬“聪明正直”四字，西南执行部暨政务会委员由邹鲁带领到场致祭。
据报道，三天来广州参加公祭的有40多万人。
7月13日8点50分，在李宗仁的主持下，胡汉民棂柩从中山纪念堂出发，经吉祥路、惠爱路（今中山路）、东沙路至黄花岗，在这里乘汽车至龙洞。送葬的有数十万人，沿路商店均降半旗，香港大观影片公司全程拍摄了送葬经过，历时三个多钟头，下葬在广州龙眼洞狮岭斗文塱。
国民政府挽联是：
“乾坤正气，党国元勋，伟业讚共和，心力卅年匡大局；
道德恭持，文章经世，精神迥同侪，英灵万里护中枢。”
胡汉民忠实地执行国民党中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标准：“曾为党国效忠，在革命过程中，未尝有违背党义之言论行动，而于法律、政治、经济有相当之学识经验者为合格。”
在筹组建立法院时，他坚决拒绝蒋介石门生杨永泰入立法院，他说：“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 吾焉能用之?”
胡汉民认同“训政时期是以党训政，是以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而以治权交给政府。立法院为政府的一部分，从党里接受了立法一部分的治权来，自当直接代表党去立法”的一党专政。他的《训政大纲提案》，就是主张以党治国，建立五院制的政治体制。他说：“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 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 由党发施政府, 由党员任保姆之责。”国民党《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时期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就代表全国国民大会，“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 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全责，”“政治会议之决议直接交国民政府执行”。
胡汉民对于立法，应当遵循的原则是：“政治会议有立法的最高权，我们对政治会议的决议只有遵守，不能因为自己的方便而想把它加以限制。”“中国现在立法的精义，一是不能离开整个三民主义，二是不能离开由三民主义所产生的国家组织。”“离开三民主义便不能立法，这是根本的要点。”“我们所立的法，原都是根据于总理的三民主义。”他强调法律要具备时间、空间、事实的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与三民主义是密切相关的：
“论时间，现在是革命到了训政时代，当然就是为训政时代三民主义实行的计划和方略而立法，把旧时不适用的法律革除，把适于新时代的法律定出来。论空间，我们现在是要在这个旧社会、旧制度崩坏了的中国造起新国家、新社会，所以要准据我们建造新社会、新国家的图案——三民主义来立法。论事实，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谋人民生命财产之保障，社会才能安定；确定国家和人民责任义务，民族才算有组织；使社会的经济利益能在平衡的保护和鼓励之下得以发达，民生才算有解决。”胡汉民鉴于中国的长期战乱、生产落后的现状，提出三大立法方针：“第一方针应谋社会之安定。第二方针应谋经济事业之保养与发展。第三方针应求社会各种实际利益之调节与平衡。”他还说：“三民主义的立法，是要把整个国家组织到如同机器一般，……则国家就成整个活动的机器，可以替我们工作了。”
胡汉民任立法院长两年，孙科说他：
“以过去的工作成绩来说是五院之中最显著的，……是使一切法规都具备了，最重要的基本法规，如民法等等，都由本院同人在胡院长领导之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议决公布，成绩是很可观的了。”
几十年来，中国的文、史、哲等所有学界，胡汉民总被冠以“国民党老右派”、“反动政客”而加以鞭笞。正是有权威的定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新民之之义革命阶段。在新的革命形势面前，国民党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胡汉民的右派面目很快暴露，随着革命日益深入发展而越来越反动。”（《民国人物传》，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人们不应当忘记，胡汉民矢志三民主义，为人廉洁简朴，直言秉正，是反对帝制的斗士，他坚持信仰，坚持为政党服务；堪称民主革命楷模。他的反共清党是事实，其清党不过是主义之争。
胡汉民在遗书中坚信三大政治主张：
“自维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情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统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
呜呼！古人尚知各为其主的道理，况今人乎！

主要参考书目：
《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
《胡汉民先生年谱》，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 年。
《胡汉民自传》。

第二辑
与时俱进的英雄——梁启超

梁启超（1873、2—1929、1）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茶坑村人。
　　1877年（清光绪三年），梁启超随祖父和母亲读四书五经。
　　1884年（清光绪十年），梁启超应广州童子试，中秀才。
1887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正班就学、兼往菊坡、粤秀等书院学习。
1889年，梁启超中举人。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梁启超到京城会试落第。
南归中在上海初次读到《瀛环志略》等许多西方书籍。回到广州，经陈千秋介绍进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对康的维新思想膺服得五体投地。他是康有为最杰出的弟子，协助康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
1891年，梁启超到北京与李蕙仙完婚。
1894年，梁启超在北京，时逢甲午战败，梁“惋愤时局，有所吐露”。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梁启超随康有为参加京城的会试，又逢中日议和，清政府割地赔款，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各省举人，向光绪帝上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是 “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就是史书上记载的、著名的“公车上书”。
8月，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创建“强学会”，梁任学会书记。梁启超主办《万国公报》，旋改名《中外纪闻》。该报议论时政鼓吹变法，不久被封停刊。梁启超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政论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96年4、5月间，梁启超在武汉筹办《时务报》，自任主笔、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数万字的文章，批评顽固派和洋务派，力倡维新变法，名声噪起。11月，梁启超为湖广总督张之洞不容，离开湖北武汉到湖南长沙。
1897年春，湖南巡抚陈宝箴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着意培植维新人才，宣传变法救亡，批评清庭失政，不时发表民权言论，引起长沙乡绅王先谦、叶德辉的强烈不满，向湖南巡抚提出驱逐梁启超的要求。
梁启超在长沙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1898年1月，梁启超离湖南经上海到北京，时俄国强占旅大，梁与康有为等在京会试的举人联名上书请拒俄变法。发起组织保国会，梁启超说：“使我国四万万人者，命知我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竭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救者，吾未之闻也。”
5月，梁启超联合会试百余名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度。
6月11日，清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
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梁呈所著《变法通议》，帝喜赐六品衔，令“办理译书局事务”。受军机大臣之托仿日本学校草拟大学堂规则。
9月21日，清西太后囚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百日维新”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人赴难，梁启超得日本人帮助逃出北京。
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说“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日本伊藤博文就对日驻华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逃到日本后，曾与陈少白交往，协商与孙中山兴中会的合作，因为康有为的反对而中止。
1899年3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编《清议报》，提出“斥后保皇”。与孙中山反清相左。该报共出一百期，1901年12月停刊。
7月，梁启超创办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招学生蔡锷等来日。
12月，梁启超持孙中山信往檀香山为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运动筹款。
1900年8月，梁启超离檀香山返回上海，意参与自立军，不料唐才常筹划的“勤王运动”败于强褓中。梁启超转赴南洋和澳洲。
1901年5月，梁启超回到日本。从现在发现的资料看，在中国“联邦制”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梁在1901年《卢梭学案》中写道：
“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略。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略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保》半月刊。他此时放弃了“斥后保皇”的主张，宣称“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对国内外的中国青年大有启蒙作用。他创办《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时中人誉梁文为“新文体”，国内士子争相仿效，影响了一代文风。先后撰写《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书。
4月，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设想联邦制时的思虑：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
1905年8月，梁启超与同盟会《民报》展开论战。
1906年9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康、梁将保皇会改名为宪政会。
1907年10月，梁启超成立“政闻社”，创办《政论》杂志。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上海，徐佛苏等人回国主持。夏，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上奏清廷请三年召集国会尽快立宪，朝廷怒下令查封政闻社。
1910年2月，梁启超再办《国风报》。秋，梁启超派汤觉顿率日华侨商界请愿团进北京要求清廷开放党禁。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后，梁启超秘密回沈阳，不久再折返日本。
1912年2月，南北议和成，清帝退位，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3日梁启超致书袁世凯，提出“理财、治政、组党”等多项建议。
10月，梁启超结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
12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报》，发表许多关于“行政、理财、司法”方面的文章。他寄希望于新的政府，发表意见不遗余力。
1913年2月，梁启超加入黎元洪、张謇的共和党。
5月，共和党与章炳麟的统一党、汤化龙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为理事，梁启超是几党的精神领袖。
梁启超认为：民国后所面对的是两大势力：“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和“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
梁启超推动创建进步党，同时公开倡议“军人不党”。
7月，梁启超撰文《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反对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梁启超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
1914年，袁世凯在压迫国会举为正式大总统和下令解散国民党后。1月下令解散国会，称帝野心日露。
2月，梁启超反对帝制辞去司法总长一职。袁世凯任命他为币制局总裁。
12月，梁启超再辞职避居天津。
1915年，上半年，在全国一片反对帝制和日本的“二十一条”声浪中，梁启超以为袁世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对其仍存幻想。
8月，梁启超知袁世凯不可救药，濒濒与蔡锷在天津密商分工行动：1、梁启超发布檄文诏告全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2、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作军事讨袁之准备；……。梁启超从欧美和西方历史中悟出，称帝者必亡。识到国家和民主的关系，他说：“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
15日，梁启超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知道后，以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为名送来二十万元银票，请梁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断然退回银票，公开发表此文。
袁世凯恫吓他：你曾流亡海外十几年，苦还没吃够！何必再自寻苦吃？
梁启超回答说：我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12月，梁启超离开天津南下到上海。
1916年3月，梁启超离上海到广西，在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总参谋。
5月，广东独立，梁启超任两广都司令部都参谋。6日，西南各省在肇庆成立联合军务院，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军务院初期发布的各种文电、布告等，大都出自梁启超之手。中旬梁启超离粤到南京与冯国璋商讨迫袁世凯退位事。
6月，袁世凯死，梁启超致电南方呼吁尽早撤消军务院。
1917年1月，梁启超到北京，支持对德宣战。
6月，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北京，拥宣统帝“御极听政”，康有为做了弼德院副院长。
段祺瑞在马厂誓师，率部打垮“辫子军”。
宣统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康有为最恨的是他的头号弟子梁启超的“背叛”，段祺瑞马厂誓师的军师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复辟通电中指责“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直接攻击了康有为。
康有为对梁启超恨之入骨，写诗骂梁启超：“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他当着梁启超的学生面骂“梁贼启超”，并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名来称呼梁启超。
当时周善培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梁启超却不以为然，极力推动段祺瑞讨伐张勋，亲写“讨张檄文”昭告天下。
驱张后，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因反对北洋军对四川用兵，与段祺瑞发生冲突，11月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
1918年底，梁启超与张君劢、蒋百里（名义是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赴欧考察，历时一年多。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写自己思想的变化：“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甚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直接间接或推或搀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的锢疾，像杜工部所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甚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甚么事。好比开一瓶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种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他清楚认识到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英雄革命”，是延演着“以暴易暴”的怪圈，乃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这种“以暴易暴”的根本原因是“民智未开”，国民民主意识素质太低。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说，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教堂、议会、商会、各种社团和“一战”据点等等场所以及一些家庭；旁听了“巴黎和会”，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勾心斗角，你争我斗，心中无限感慨。
他在给弟弟梁仲策的信中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娇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我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
断言自己的心灵必将变化。
1920年3月，梁启超回国决心退出政治舞台，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
他深感中国之所以落后，全在于“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因此，他积极倡导建立学会、兴办学堂、创建中国近代图书馆等等具体项目，目的在“启迪民智”。他是最早把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引进中国的人，是最早提出改革我国文化教育的实践者之一，也是将西方“图书馆”一词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他在《欧游心影录》中称要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他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近年来西洋学者，许多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是有这个资格的。”
他断言欧洲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动摇的”。西方文明造就了有责任感和创造力的现代国民，因而应“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
他的这一文化宗旨终生未变。
梁启超与张君劢、蒋百里等组织以编译出书为主的“共学社”。
9月，梁启超改《解放与改造》杂志为《改造》，接办中国公学；不遗余力地撰文著书和到处讲学。
1921年，梁启超发表《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10月到年底，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讲《先秦政治思想史》。　
1924年9月13日，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超写《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1925年9月，梁启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12月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1926年春，梁启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秋任司法储才馆馆长。
1927年6月，梁启超离清华研究院到天津。几年中他先后写出《清代学术概论》、《墨经校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极有价值的书。为中华民族文化添上重重的一笔。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独创，而必自谓出孔子……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也认为“抑今日之世界，实专制，立宪两政体新陈嬗代之时也，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故地球之国，必一切同归于立宪而后已，此理势所必至也。”
其思想之超前非同时代人能比。
1928年11月，梁启超患尿血症入协和医院，查右肾有黑点，诊断为瘤。手术中却将误梁启超好肾割掉，留下病肾，术后仍旧尿血不止，医生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久治不愈以至“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
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的据实报道和 “白丢腰子”的案例渲染天下，舆论哗然，纷纷斥责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
为维护西医声誉，为使这门科学能在中国立足发展，梁启超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以生命的代价来维护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他的挚着、宽容天下能有几人。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他留下的著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等。
经友人林志钧编辑成《饮冰室合集》出版。
梁先生有九个子女：其中
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1948年3月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1948年3月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03年，梁启超娶夫人丫环王桂荃（梁思礼亲母）为侧室。1968年“文化革命”中，王桂荃孤独地死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趣事几则：
黄苗子《世说新篇》中《梁启超写序》：
“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证婚。梁启超不喜欢“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碍于徐志摩父亲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出席证婚，却在婚礼上对徐志摩、陆小曼的用情不专滔滔不绝地厉声训斥，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尴尬地苦录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里均有建树，欧游归来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重点研究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1922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研究。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书。
梁启超的整体意识，实事求是，持议客观公允，治学严谨广阔，这些对后来人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以精练的语言概括了清代学术的实质——“以复古为解放”。
他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学风的开创者，肯定顾炎武“贵创”、“博证”、“致用” 的研究方法。后来钱穆先生也说顾炎武“以竣绝之姿，为斩截之论，既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清代学术的繁荣，顾炎武确有其独特的贡献。
梁启超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 ‘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这就是梁启超的思潮理论。
梁启超还提出了学术史规范：
“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
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也。”“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梁启超论述了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历算学、谱牒学、乐曲学、物理学及工艺学等方面的成就，对清代学术史作了广泛性与完整性的论述。
无怪胡适说梁启超“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有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等作品行世，其中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到今天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读读梁启超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
“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而分析，层层递进，丝丝入扣。
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梁启超主张赋税征收当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反对与民争利。
“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
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他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
在复杂的政治争斗中，梁启超的思想完成了由保皇到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1915年袁世凯复辟，他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他是康有为的学生，曾是康最忠实的信徒和最得力的助手，最终他还是抛弃了老师的主张。
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也可能是顾及康有为，没有给孙中山过多的支持。
拥护过袁世凯，到头来又是最坚决的反对袁世凯，他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先生始终是围绕着爱国救国的理想而奋斗，个人的名和利在他看来是分文不值的，唯有大义存焉！
士大夫均把忠君爱国视为一体，因为君主代表着国家，爱国的具体表现就在忠不忠君。二千多年来，从屈原到司马迁，从文天祥到张秀夫，从岳飞到徐达，舍生忘死、愚孝愚忠，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脊梁。
梁先生就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谁能苛求人的自由、民主理念会是与生俱来的。几十年来，文史哲领域的主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批判武器，把梁先生批得个体无完肤：“保皇党、反动派、仇视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咒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民国人物传》之“梁启超”）。
事实上，梁先生决不是人说的“多变之人”，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英雄！
他从求学以报国，到谋求强民富国的戊戌变法，到主张君主立宪，到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张勋，他始终是与时俱进的。
后来，梁启超审时度势，发觉了自己已难以适应这瞬息万变的社会和刀光剑影的血腥政治斗争，他抛弃高官厚禄，回归到教书育人的清贫学府里去，读读先生有关教育、学校的短言，不难强烈地感到他那热爱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生在学校时，今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学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
其定位是何等的准确，情操是何等的高尚！
他留下的一百四十八卷一千余万字的《饮冰室合集》汇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的滚滚洪流里，永远滋润着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


主要参考书目：
《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辑、中华书局1990年。
《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80年。
《梁启超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三联书店。

为酬知己，我会陆续将已完成的史悟录发在美华。

“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要不得呢！……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这是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疯子”这个外号是民国元勋黄兴赠与他的，他却一生独服黄兴。
今天就说说这个“疯子”：
章太炎（1868年1月—1936年6月），生于浙江杭州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后改炳麟，字枚叔，因仰慕清顾炎武（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人品，更名绛，号太炎。
1873年，章太炎入私塾就读。
1876年，章太炎随外祖父朱有虔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的学习。
1880年，章太炎在父亲章浚、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扎实的汉学基础。
1883年，章太炎在县试期间因癫痫病发退考。此后不再涉足科举，潜心读经史诗书、老庄、佛法。
1888年12月，康有为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章太炎对“上书”为之倾倒。
1890年，章太炎进“诂经精舍”从经学大师俞樾、高学治、谭献等多位“名重一时的大师级学者”学习。章在这里头尾七年，精研故训，博考事迹，为日后的学术成就扎牢了结实的根底。
1891年（ 光绪十七年），章太炎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是“始分别古今文师说”。著《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1893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中，章太炎完成《膏兰室札记》四册、《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书的写作。
1895年 11月，章太炎加入康有为的“上海强学会”，寄银十六圆为会费。章太炎撰《春秋左传读》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
1896年，章太炎担任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撰述，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文，他大声疾呼，中国要“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主张“修内政”，反对“不新制度，随俗雅化，惟旧章之守”。他主张兴办学校、学会，“以教卫民，以民为国”。“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以革命挽革命。”
章太炎赞同康、梁唯新变法的主张，思想上却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不赞同神化孔子，更反感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章太炎）在学术上是古文经学派，康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有如冰炭，……”为此，他与康门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至动武，几个月后愤而离去。回浙江，与主张“中体西用”的王文俊、宋恕等人交往。
1897年1月，章太炎离“诂径精舍”到上海。
4月到杭州，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发表《变法箴言》、《平等难》、《论民数聚增》等众多文章。
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请求他联日抗欧，但没有结果。3月，章太炎受张之洞邀，到武昌筹办《正学报》，又十分反感张之洞忠君说教，不及一月便离去了。7月，章太炎回上海，时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改报名为《昌言报》，聘章太炎为笔政。章太炎相继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文。戊戌政变流产，谭嗣同等六人死难，康梁流亡海外。12月，章太炎遭清廷通缉，携家避祸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
1899年初，章太炎把自己政论、经学、史学、文学、哲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訄信》。冬《訄信》木刻本付梓，梁启超题签。
同时章太炎为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发表多篇诗文。
6月，应梁启超邀东渡日东，初识孙中山。
9月，章太炎离日本回国，在上海任《亚东时报》编务。年内章太炎发表了《客帝论》、《儒术真论》和《今古文辨义》等文。
1900年7月，唐才常发起“张园国会”，创自立会、建自立军，章太炎、严复、容宏等八十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章太炎不赞成又“排满”又“勤王”的国会宗旨，他说：“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去国服换上西装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再写《解辫法》文以明志。唐才常自立军失败，章太炎被追捕，躲到家乡的一所和尚庙里，逃过此劫。十天后回到上海往苏州任教。
此间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樾，被老师斥为“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章太炎反唇相讥，写下《谢本师》，声明与老师从此断绝师生之谊。
1901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大肆宣扬民族革命，发表《正仇满论》，主张关外为满洲之地而关内为汉人之地，“今日逐满，亦犹田园居宅为他人所割据，而据旧时之契约碑界以收复吾所以固有而已，而彼东三省犹为满洲之地。故曰逐满，而不曰歼灭满人。”编撰《征信论》斥问康有为的今文经学。
1902年2月，为逃避江苏巡抚恩铭的追捕，章太炎东渡日本，寓横滨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再会梁启超、孙中山。极力撮合孙、康二派合作。
4月（农历3月19日）明崇祯帝忌日，章太炎与秦力山等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撰大会宣言，号召留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学界大之震动。
7月，章太炎离日本回杭州，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等文章。
1903年3月，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召章太炎任教，章讲学时慷慨激扬，其讲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在“爱国学社”，章太炎与邹容、章士钊等成莫逆之交。5月，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撰序。
6月，章太炎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辩菽麦”，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其排满情绪异常激烈。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强调不能革命的四个理由：一曰革命惨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文中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中国四亿人将死去一半。
清两江总督魏光焘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密拿有关人员，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协同办理。
上海道军警与英租界工部局巡捕6月30日闯入学社和报社，指名抓捕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太炎先知消息却不逃，他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他指着自己鼻子对前来抓他的巡捕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先生一生中七次被捕，三次入狱，堪称坐牢大王。
《苏报》与《革命军》的影响，王森然说得好：
“今报之封也，人之锢也，其势固已激荡天下。于是汉族受满族之屠毒，互相问答传说，一而十，而百千万，排满之议，播无形种子于全国。一旦蛰雷初震，万物照苏，发扬大汉之国魂，扫除逆虏之膻秽，民族主义，遂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下至儿童走卒，皆打入脑筋，牢不可破。尔后光复故国食其效果也。”
1904年，清政府多次要求引渡章太炎和邹容，英租界终未同意；在租界的法庭上，清政府作原告，章、邹是被告，章太炎被判刑三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英租界工部局狱中。
在狱中章太炎遭到狱卒的欺凌，他夺狱卒锤予以反击，绝食七天来抗议虐待。常与邹容吟诗唱和，研读佛经。
蔡元培探监，共同商议成立光复会的事。冬，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章太炎实是发起人之一。
1905年5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瞪，哀恸得发不出声音来。
章太炎为刘师培的《国粹学报》撰稿，撰文批判康有为的改良文化，把自己的思想理论作通俗化的解释。章、刘被人称为“国粹派的领袖”。
 5月，章太炎《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
《訄书》中写到“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訄书》“系统地研究了如何建设中国民族共同体、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关问题；表示自己立志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决心和信心。
全书充满理性和洞察力，成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内容最为广泛、思考最为深入的一部理论著作”。
章在狱中研读佛经《瑜伽师地论》等书。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从东京来迎章太炎，到日本章太炎加入同盟会，出任《民报》主编。他一改《民报》“辞近诟谇”的“辱骂”方式，采用辩论中“说理”的方式，与改良派论战。
章太炎参与了孙中山、黄兴《革命方略》的制订。章“设计了总统、司法、立法、学校诸权互相制约的政体，以及包括限制遗产继承、平均地权、官设工场等内容的抑富强、振贫弱的方案”。
10月，章太炎应留日学生请求，定期举办国学讲习会，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古文。
时清廷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赞同立宪，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驳，就共和与保皇的问题，与梁启超《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辩论。
章太炎发表《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古今音损益说》等文章；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一书，书中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等三篇专著。
1907年 4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9月，章太炎撰文批判梁启超、蒋智由的“政闻社”。
章太炎在《民报》发表《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等文章；在《国粹学报》刊登完《春秋左传读叙录》。
1908年4月，章太炎仍为东京留学生开堂授课。7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学生独设一班另行授课。
10月20日，清朝唐绍仪与日交涉，日政府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讯到警署，先生二入牢狱，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开庭，章太炎据理辩驳，裁判长对章太炎作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先生获释。
章太炎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排满平议》等文章、撰写《文史》、《新方言》等多篇文章。
1909年，章太炎与孙中山就《民报》的经费事产生了矛盾：
年初，日本政府接受清朝照会，驱逐孙中山出境，同时赠予孙中山一笔资金，以求“两全其美”。
孙中山得到这笔钱后，未向党人解释该款的用途，章炳麟等众多党人认为孙中山独吞了这笔钱。章太炎又因缺经费无力复刊《民报》，不久汪精卫、胡汉民却复刊了《民报》。章太炎大为愤怒，编撰《伪民报检举状》，斥汪精卫等复刊《民报》为非法，把孙中山骂得个体无完肤。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等等。
1910年1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斥责章太炎是清廷的特务、革命党的叛徒，是疯子。
2月，章太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章太炎、陶成章分任正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为光复会机关报。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义军高举光复会十八星旗。
章太炎中断讲学，25日回到上海，在国民自治会上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槟榔屿《光华日报》上连载《诛政党》一文。“被报刊誉为‘新中国之卢骚’”。
章太炎好友刘师培曾经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捏造伪证陷来害章太炎，但在1911年中，刘师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章太炎竭尽全力多方营救，他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章太炎看重刘师培的汉学才能，欲为中华民族留下一个人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月3日，章太炎和张謇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创办《大共和日报》，章太炎任社长。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
2月2日，章太炎应邀到南京。
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章太炎任理事。
作《宣言书》称：“本党本集革命、宪政、中立诸党而成，无故无新，惟善是与。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怙，行事不趋狂暴，在官不闻贪佞者，皆愿相互提携，研求之当。所望政治团体诸君，毋吝金玉，乐与扶持，非独辅助共和，亦以泯除畛域。若夫专树一帜，崇拜个人，利用虚名，藉干禄位者，矍相之圃，自有扬觯，则不敢以论清白之士也。”
后统一党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黎元洪任理事长，章太炎副理事长。
章太炎在孙中山临时政府里的顾问始终只是挂名，因为他认为光复会陶成章之死，与孙中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心存介蒂不愿视事。
袁世凯就任总统，章太炎在孙中山与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争执上支持袁世凯，并把统一党党部迁到北京，以统一党领袖名义通电全国赞成建都北京。
章太炎向袁世凯献策，教袁“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律藩镇之术，安慰荆楚；”他希望看到真正的国家统一，使中国“复一等国之资格”。
袁世凯委任命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
1913年春，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绘制黑龙江省的精细地图。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
4月17日，章太炎辞去所任各职，从长春赶回上海。前往武昌游说黎元洪，“以为联合之图。”
5月上旬，章太炎通电袁世凯，要求罢黜梁士诒、赵秉钧、陈宦、段芝贵四凶。下旬抵京，袁世凯授章太炎二级勋章一枚。
6月，袁世凯成立孔教会，通令各省尊孔祀孔。章太炎立即发表《驳建立孔教议》一文进行坚决、有理有据的反对。
7月，章太炎奔走呼告，撰文、通电，呐喊“项城（袁世凯）不去，中国必亡！”
袁世凯想做皇帝，怕章太炎反对，诱其到至北京。章太炎到京，欲劝袁世凯下台，被袁拒之门外。无奈中他整日酗酒，天天大书“袁贼”二字。觉得还是消除不了心中的恶气，就篷头垢面，足登破靴，来到总统府大门前，手持一把团扇，扇下系袁世凯授的二级勋章，大嚷要见总统，跳着脚破口大骂袁世凯，守卫士兵阻挠他，就“疯言疯语，大闹不休”。 袁世凯令内务总长朱启钤和京师宪兵陆建章，以“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在龙泉寺；袁世凯的儿子给他送去一床锦缎被褥，章太炎拿香烟在被褥上烧出一个个大窟窿扔出窗外，大吵大叫要放火烧屋。
被幽禁中，袁世凯每月给章太炎生活费500元，逼迫他写“劝进书”，章太炎写道：“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袁世凯一时气的七窍生烟，无奈地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国人称章太炎是“民国之祢衡”。
章太炎敢怒敢骂，敢作敢担，凡他认为可行之事，他从不瞻前顾后。
十年前他夫人病逝，就敢在《顺天时报》上刊登启事，提出择偶标准：
“女方是鄂(湖北)人；大家闺秀，性情开化；要通文墨，精诗赋；双方平等，互相尊重；夫死可嫁，亦可离婚。”
这五条标准，在当时的社会里如晴天霹雳，震动了许多人，也引来许多嘲笑，那些名门闺秀们望而却步。他单身了整整十年，后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章太炎皮鞋左右颠倒，贻笑大方。  
8月，二次革命暴发，章太炎欲“以一身撄暴之刃，使天下皆晓然彼之凶戾。”
1914年，章太炎被幽禁在北京龙泉寺，幽禁中他编定《章氏丛书》，再次修改《訄书》，定名《检论》。
1915年4月，钱须弥编《太炎最近文录》出版，章太炎对书深为不满。
5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检论》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
7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仕整理的《菿汉微言》成册，文中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1916年，章太炎在北京的三年幽禁中，举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前来北京钱粮胡同19号听讲学的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
袁世凯组织“孔教会”，拟以“孔礼”为“国教”，章太炎“甚非之”，在“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国学会告白》：
“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
吴承仕整理《菿汉微言》一书，记录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全部活动。
6月袁世凯死，章太炎获自由。
7月抵上海；9月赴南洋考察；12月回国。
1917年3月，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7月，张勋率几千辫子军到北京赶走黎元洪总统，拥溥仪复皇帝位。段祺瑞赶走张勋，以反复辟功勋自任总统，废弃中华民国《临时宪法》。
章太炎出任孙中山南方“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宣告要“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章太炎奉孙中山令，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唐继尧的支持，没有取得成功。
章太炎对于国家体制，初时主张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不久说中国与美国不同，又反对联邦制。转而主张法国的责任内阁制：“君主以及之制既亡，大总统遂为相争之的。不速限制，由于专制不殊。惟有取则法人，使首辅秉权，而大总统处于空虚不用之地。”
关于国家政体，章太炎赞同孙中山的五权分立。
1918年，章太炎对军阀混战厌恶至极，对二十多年来争取民主和国家统一的努力感到迷惘，对活跃在中华大地的政治家们（包括孙中山）感到失望，于是离开护法军政府，先到四川邹容祠凭吊一番，然后在重庆等地讲学。继走湖北、湖南，10月回到上海。
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章太炎1913年拟定的注音字母。章太炎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作汉字注音。1914年，钱玄同、许寿裳、周树人促成教育部通过，作国语注音符号，今日台湾通用的注音符号前身。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1919年，从此章太炎是只做学问，不再过问政治和政府的事。
浙江图书馆出版《章氏丛书》，校勘精准，改正了右文社版书不少错误。
北大刘半农在白话文运动中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
章太炎对此话大为不满，反感甚深。
当刘半农采访章太炎时，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半农说：“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太炎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章太炎质问刘半农：“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半农无言以对。
章用明韵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又用汉韵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最后说“……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章太炎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借机把刘半农骂了一通。
1920年1月至6月，章太炎卧病。
1921年夏，《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
上卷是章太炎一九一八年四川的讲演记录，下卷是书札。泰东图书馆出版吴齐仁编撰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
1922年，黎元洪就任总统，授章太炎勋章一枚。
章太炎在演说中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建议中央政府“南迁武汉”。
4月至6月，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
3月29日《申报》刊出《省教育会通告》：“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
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主讲国学的主要原因。
国学讲座从四月开始，前后共十讲。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三四百人。4月8日续讲前题，听者约四百人。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
每次的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其内容摘要。
章太炎在讲学中时不时讲几句“反赤化”的话，由此遭到《醒世周报》、《向导》等刊物措辞严厉的批评。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在广东成立大元帅大本营，章太炎说孙中山是“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9月，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华国月刊》社，自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宣布联俄联共的新方针，章太炎领衔与冯自由、居正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没有效果，章太炎发表声明，退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孙中山、章太炎都注意到俄、日两国对中国的影响。
章主张藉攘外以安内，孙意在先安内后攘外。
孙先生在1922年说：“在列国之中，有两个国家，尤其和我们休戚有关。这就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俄国。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章太炎经常骂孙中山，骂的时候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有人附和说骂得好，他马上会给那人一记耳光，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章太炎《章氏丛书》，在上海古书流通处出版。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章太炎撰文祭悼，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通电全国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段祺瑞命黄郛为外交委员与英国交涉，黄畏难而不就职。章太炎叹曰：“为人格计，固应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责；督促政府，仍宜尽力”。
1926年4月，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通电全国“反对赤化”。
8月，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13日，章太炎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军事北伐。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曾以“反革命”、“学阀”的罪名通缉他。
1927年5月，章太炎不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合作，自称是“中华民国遗民”，被国民党上海党部临时执委会指为“第一号学阀”，呈请中央予以通缉。
7月以后章太炎寓居同孚路，治宋明儒学借以泄忿。
1928年，章太炎撰写《自定年谱》，年谱从出生到1922年五十五岁。
1929年，章太炎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保持缄默，读书自慰。
1930年，章太炎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一书。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荑，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1931年5月1日，吴承仕编辑的章太炎《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
章太炎在该刊物上的文章有：《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二》、《论古韵四事》、《汉儒识古文考（上下）》等。
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进一步侵占东三省，章太炎忧虑民族危急，又投袂而起，坚决主张抗日。他对蒋介石、张学良不战而让出东三省极为不满，也不满广东李宗仁、李济深、白崇喜在国难之际进行的倒蒋活动。
他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批评蒋介石“爱国家不如爱自身，爱自身之人格有不如爱自身之性命”，呼吁蒋介石应当以天下为重、以民族为重。
日本侵略军威胁华北时，章太炎建议中央政府：捐弃政治分歧，一致抗日。将北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
1932年，日军南侵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章太炎致电十九路军表示敬意，并写《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高度评价这一仗。后来发起将十九路军战亡将士墓南迁广州的动议，亲手撰写《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
章太炎带病独自北上见张学良，鼓动和策划抗日。
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作题为《论今日切要之学》的演说：“今日切要之学：一、求是；二、致用。”“明代知识分子知今而不通古，清代知识分子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领胜过清人，因为明人还能致用；清人则纷纷去做考证，他们考证大体的人少，考证枝叶的却很多。这就常常使人们好钻牛角尖，而不识天下大势。”
他疾呼：“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社会经济和历史的演进；知道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的解答，都可以求诸历史。假使身为中国青年，连中国历史也不清楚，就会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们在那里栖栖惶惶，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也不知何地是我国所固有，何地是我国尚存的，何地已被日本侵占，问他都茫然不知，那么，国家的前途岂不太危险吗？”“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无人关心，就可知道这个民族的爱国心也一定很衰微了。”号召青年起来拯救国家之危亡。
秋章太炎离开北京，到苏州加入李根源的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国学会《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1933年，章太炎与马相伯发表“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他更激烈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章太炎为抗日四处奔波，高声疾呼，完全不顾自己年迈多病了。
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的《章氏丛书续编》在北京发行。
1934年，章太炎移家苏州。在李根源的国学会讲课，感到自己的本意与国学会不一致，便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太炎主编《制言》杂志，旨在“阐扬国故，复兴国学”。1933至1934年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以国学会名义，在苏州公园图书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地，先后演讲二十多次，次次都盛况空前。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要求政府抗日。华北当局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作乱为由制止学生运动。章太炎闻讯后去电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论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章太炎，送万金作医疗费，章将此款做了“国学讲习会”的经费。
4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授课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题。
9月，章太炎主编《制言》半月刊创刊，《制言》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他始终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辞世前几年，章太炎还“拖着老病之躯，著书讲学，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霍乱论》、《章太炎医论》（《猝病新论》）、《章太炎先生论伤寒》。文章论述精湛，辨证精思妙见。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
1936年春，章太炎坚持国学讲习会的授课，这期间讲授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等等诸多课题，讲演稿亦整理刊印发行。
夏，他讲完《尚书》。逝世前十天还在讲授《说文部首》。
6月14日，章太炎哮喘病发，病逝于苏州。

章太炎平生不拘小节，他“夏中著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蹀蹀通衢，人以为狂。至友所，辄不俟请，自去长衫，赤其上体，屡屡系裤……其衣至褴褛，两袖污垢常满。某年在海上演说，谈次犹时时以袖角拭涕。且终年不喜沐浴，然年近七十，而精神不衰。学问可以养人欤？甚可异也”其随意也近似于“疯”。
章太炎在遗嘱中说：“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遗言中哀叹道“朴学（又称汉学、考据学）从此中绝矣。”
逝世前十日章太炎致书蒋介石，书中的话掷地有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其民族气节可与日月同辉！
国民政府《国葬章炳麟令》：“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桓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国民政府国葬章太炎于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送这个独立特行的辛亥元勋、国学泰斗最后一程。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章太炎遭暴尸，后重新安葬。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家法家之争，章太炎又戏剧般地成为法家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一定肯定。可悲的政治呀！

章太炎学术上始终主张以民族文化为主，又必须吸收西学精华，融会中西文化以发展汉学。他认为西方哲学注重物质，所以精细；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入主，于物质则疏。人事原是幻变不定的，中国哲学从人事出发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却在不甚确实。
他认为在造就人才上中胜于西，因此总是以汉文化传人自居，视学术为国家自立、抵御外侮的思想源泉，终身为宣扬国学不遗余力地。
后人赞章太炎：
“给我们留下一笔尽管瑕瑜互见然而毕竟是丰富多采、光华夺目的巨大文化遗产。以他的学识渊博、思想恢闳、见解深刻和影响深远而言，完全可以进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章太炎先生当之无愧！
有人说：
“……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都几乎不同程度受过他（章太炎）的思想洗礼。在作为运动中坚核心的《新青年》杂志七名编委中，竟有三名出自章门（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有二名在辛亥前留学日本时与章太炎有渊源（陈独秀、沈尹默），另一名胡适，在他那部一举成名被称为中国哲学史‘开山’之作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不难发现章太炎的学术影响。至于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他之崇拜章太炎，不少批孔观点得之于章氏著作，更不是什么秘密”。
桃李满天下，且硕果累累，来自先生的学问、品德。
我不敢评说章太炎先生，只能用前贤的话来作本文的总结：
鲁迅称太炎先生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鲁迅在1936 年的文章里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揩范。”“中华民国”，最早出现在辛亥前若干年章太炎撰《中华民国解》一文中，所以鲁迅说，这国号乃是对章氏的“巨大的记念”。
胡适称太炎先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他的“古文学功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梁启超说：
“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盖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

主要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章太炎思想研究》之《章太炎思想研究序言》（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章炳麟与中华民国》《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之，三联书店1988年。
《晚清巨人传章太炎》，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
《章太炎年谱长编》。

谢谢“小土豆”提醒，我已成册，请放心。

悲情大师——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1927年6月），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今海宁市盐官镇）。
王国维三岁丧母，六岁入私塾读书，少年时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十五岁进州学。1893年、1897年两次赴杭州应乡试，未中。西学渐盛行于当时，便从杭州崇文书院肄业，放弃科举之路。
1898年2月，王国维到上海在汪康年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
6月，王国维到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向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外文和理化等学科知识。知道了康德、叔本华等人，产生研治西洋哲学的想法。
罗振玉读王国维《读史二十首之十二》诗句：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特别赏识其才学，并倾心教授。王国维师事罗振玉，终身依庇他。
变法失败，《时务报》因倡维新停办，罗振玉留王国维在东文学社管理庶务。
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
1900年秋，王国维到上海，罗振玉请译编《农学报》，王国维荐沈纮任其职，自己去帮助翻译日本农事指导的书籍。
1901年春，东文学社解散，罗振玉招王国维到武昌，在农务学堂任翻译。秋，王国维得罗振玉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读书。
1902年夏，王国维因病回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刊载于《教育世界》。
1903年3月，王国维应聘到南通师范学堂，任心理、论理学教员，在任教期间通读了叔本华、康德的书。
王国维翻译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均发表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翻译了十八世纪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威克菲克牧师传》）。
1904年，罗振玉任苏州江苏师范学堂监督，王国维任该校心理、论理及社会学诸科教员。
1905年9月，王国维汇编1904年以来刊载在《教育世界》的文章十二篇，取名为《静庵文集》。集合古今体诗五十首成《静庵诗稿》。
11月，王国维随罗振玉辞职回家。
1906年春，罗振玉调北京清朝学部做官，王国维随同入京住在罗家。
4月王国维刊行《人间词甲稿》六十一首词集。8月父亲病故回家守制。
1907年4月王国维自海宁返北京，经罗振玉举荐授学部总务司行走，后任学部图书编译、名词馆协修，工作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
6月王国维发表《三十自序二》。11月王国维刊成《人间词乙稿》。
1908年4月，王国维全家居住在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7月王国维编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南唐二主词》。8月王国维撰写《词录》、《词录序例》、《〈词林万选〉跋》。9月王国维编辑《曲录》初稿二卷。
1909年，王国维在北京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作《〈梅苑〉跋》、辑校《聊复集》并作《跋》、《〈碧鸡漫志〉跋》、《〈蜕岩词〉跋》、作《〈赤城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及校勘记》、《〈宁极斋乐府〉跋》、《〈欧梦词〉跋》、《〈花溪志〉跋》。、《后村别词补遗》一卷，并作《跋》、《戏曲考源》一卷、《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居》、校《石林词》、补《漱玉词》、辨误《易安居士事辑》、校补《放翁词》。
1910年，王国维校《录鬼簿》，作《〈元曲选〉跋》，译《教育心理学》，出版发行。
1911年1月，王国维为《百川学海》《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观点。
辛亥革命爆发后，12月，罗振玉、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率家避居日本，王国维侨居日本五年。
1912年，罗振玉藏书抵日本京都大学。王国维与日本学者共同究读攻古史。年内王国维撰作《简牍检署考》、《双溪诗余跋》、《古剧脚色考》等书。
1913年，王国维在日本撰成《宋元戏曲考》、《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成《壬癸集》、《译本琵琶记序》。……
1914年 2月，王国维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作序。4月作《流沙坠简后序》，成《补遗》一卷。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并作序。岁末，为罗振玉撰成的《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校对并写序和后序文。
1915年，王国维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中旬王国维回国扫墓；4月到上海会合罗振玉下旬回到日本。
1916年，王国维应犹太富商哈同（S•A•Harpoon）之聘，编辑《学术丛编》杂志。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年中撰《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汉代古文考》、《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
1917年2月，王国维回国。年中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自序》、《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序》……。11月，集近年所写文章编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一书。张勋复辟王国维没有任何行动。
年底，王国维拒绝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
1918年，王国维兼任哈同办的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本年撰《经学概论讲义》、校《净土三部经音义》、校《苍颉篇》、校《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第二次辞谢北京大学教授之聘。
1919年1月，王国维应藏书家蒋孟萍请，为其编写《密韵楼书目》（该书1923年完成）。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作《音学五书跋》、《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
11月初，王国维任《浙江通志》总纂。
1920年，王国维在上海继续为蒋氏藏书编志，校阅多种古籍，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顾刻广韵跋》、《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等书……。
1921年初，王国维再辞北大文科教授职聘。年内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卷）。并将辛亥以来的主要经史论文，编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完成刻印。
1922年，王国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通讯导师。清末学者沈曾植去世，王国维题联寄托哀思：
“是大诗人，是大学者，更是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1923年，王国维经请末陕甘总督升允举荐，清逊帝溥仪召其为“南书房行走”。王国维在五月入京，六月一日觐见溥仪，受“五品官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他拖着一根长辫子，战战兢兢却又忠心耿耿地侍奉着溥仪。
年内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书，撰《两淅古刊本考》及作序，校《水经注》，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
不久，王国维建议北京大学大开设“满蒙藏文讲座”、选送学者出国深造。
1924年，王国维校对法人伯希和寄来的《秦妇吟》影印本，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一文，撰《论政学疏》、《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
近年来王国维常与胡适商讨学问。
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如同遭受了奇耻大辱，气愤地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的强力阻挠没去践约。溥仪出紫禁城，王国维追随左右，常发出“艰难困辱，仅而不死”的感慨。
1925年 2月，清华筹办研究院，经胡适力荐，清华拟聘王国维为院长，王以“时变方亟，婉词谢之”。
1926年2月21日，王国维到天津为溥仪祝寿。溥仪劝王国维任职清华，王才接受聘任当了教授。他在清华研究院两年，除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外，还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
清华研究院同时聘请了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统称他们是“清华四大教授”，是学府里“教授的教授”。
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30名，预学2名。
11月下旬，王国维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年内刊行《蒙古史料四种校注》以及《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等书……。
1927年4、5月间，国民党北伐军兵进河南，冯玉祥军队自陕西东进。王国维极其清醒的知道，清朝复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产生必死的决心。
5月12日，王国维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致辞。
6月1日，王国维参加研究院第二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下午的师生叙别会，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各入一席。会后到陈寅恪家畅谈至旁晚。晚上，王国维在家里接待谢国桢等来访的学生，依旧是和颜悦色，谈笑和怡，送走同学们后再伏案批完学生的全部试卷，并把学生们的成绩登到成绩本上，然后安然入睡。
6月2日早晨，王国维照往常的时间来到清华的办公室，和其他老师讨论今年的招生问题；又对同学们说，成绩单已搞好了，你们有空的话，到我家里去拿。讲完后，从容不迫地走了，他把遗书揣在兜里，自沉于昆明湖。
遗书（背面写“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
死前王国维撰《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长城考》（易名《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
王国维的著作：1940年编的《王静安先生遗书》。
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刊本影印，为《王国维遗书》。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国维全集》。
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最完全的脚本。

王国维最早把西方的学说、思想、文学作品介绍到我国。他译述了康德和叔本华的很多哲学著作，还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
1904、1905这两年间，王国维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
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
他用叔本华的律给“理”下定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如宋代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狭义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 （《静庵文集•释理》）。
他对“命”的问题上，接受了叔本华因果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没有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来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史学、考古学的集大成者，他又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他集史学、文学、美学、考古学、词学、金石学和翻译理论于一身，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超过200种，引经据典之广博、伦理推论之严谨是古今少有的大师。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他提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这篇论著是红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1913年起，王国维致力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对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进行了认真的考释研究，做了很多校勘注疏。
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对史学界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和治学总结为“三证”：一、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很有道理的。
王国维为人温柔敦厚，行事循规蹈矩，治学沉稳踏实；他一生追求学术独立。他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这在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里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而八十年前的他始终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严格的区分开来。
王国维虽能率先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诸多观点，并把它们大量引进中国，他的政治观点却始终是“君君臣臣的；他对皇帝忠心不二，在皇宫学部时潜心学问，不问官场政事；清帝逊位后，他不食周粟，举家避居海外。
1923年溥仪在沈阳复辟帝制，召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觐见溥仪，得 “五品官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他更是感激涕零、义无反顾地拖着一根长辫子，忠心耿耿地侍奉起溥仪来。
王国维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治活动家，所以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复辟帝制的活动，即是再次为官，也是潜心于做学问。到了1927年，他已经完完全全清楚地知道，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清帝重登大宝，在民心民意，在纷争的各派政治势力角逐中，已是遥不可及的梦幻了！固而“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汉士大夫迂腐之气渐占上风，最终使他选择抛弃生命，去全君臣之道！王国维生长在晚清，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割不断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痴迷和皇朝政体的崇拜，这是他生命之所在，学术源泉之所在！
他又是一个求学问思想从不停滞、看学术十分现代的学者。
他那对新知识极强的求知欲，他特有的忠心和都显示其优秀的品格，决不是在那段非常长的、非常特殊的日子里，人们批判他是“对革命十分恐惧，复辟的幻想破灭”，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最终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他的皇帝。那种充满阶级斗争火药无知无识的妄语能诋毁得了的。
悲呼！妄论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他殉了他的“道”，却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悲哀！
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对其灌注毕生心血和生命，眼里衰势日盛的社会、传统文化“殉身”，以此摆脱越来越龌龊的世道，去获得自己精神上的自由，保持“独立自由之意志”，是王国维死的最高境界。题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契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鲁迅哀叹到：这位“老实得像火腿一般”的国学大师，“便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了。”
1928年6月，王国维逝世一周年，清华圆里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林志钧书，马衡篆，梁思成设计。碑文写到：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梁启超先生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就连郭沫若也说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晚年在台湾经常对他的学生说：“王国维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绝顶聪明的人，不是在卖弄聪明，而是肯下苦工夫、笨工夫。”
他被誉为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的确当之无愧！

再说王国维：
王国维是大清的忠实臣子，却更是渊博睿智的学者！他之所以为忠臣，缘于他受的汉学教育，他能成为一代国学大师，也是缘于他受的汉学教育，人性的复杂就在于此。
思想观点的守旧，学术究讨的前卫集于一生，在失落和惶恐中度过，也在书籍和古迹中度过，他留下的文章可称国宝，是巍峨瑰丽的中华文库里最灿烂的珍宝之一，决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庸人和别有用心的御用文人可以抹黑了的。王国维一生从不争宠邀功、阿谀奉承，从不参与任何派别的政治活动，故而他总是经济拮据，靠工作的薪金来养家糊口，很多时候还靠人经济上接济和推荐工作。1911年前，他是清朝学部四品参事，在紫禁城里他埋头于整理学部藏书，五品是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官，他在紫禁城里居然是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
正是他对政治一无所知，辛亥革命起，看到天下烽火四起，便惶恐得不知所措，匆匆忙忙随罗震玉逃到天津，本意南回浙江海宁，因无法买到船票，最后举家东渡日本。王国维身无积蓄，多亏罗震玉请他在“永慕园”里整理文书、抄写文稿，每月得一百元薪金来解决全家的生活。
在日本时期，罗震玉的“大云书库”藏有五十万卷图书、数千件古器物铭饰拓本、千余件古彝器和古器物。王国维一头扎了进去，放下了他早年研究的西方哲学（王对叔本华钻研尤深）、美学、教育学，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国学的研究上，相继撰作《简牍检署考》、《双溪诗余跋》、《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考》、《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壬癸集》、《译本琵琶记序》等书。还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流沙坠简后序》，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作序和后序。完成《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终大有建树，其成就无人能望其项背。
1916年2月，王国维举家回国，在同乡邹安的介绍下，任职于英人哈同在上海举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和《学术丛编》刊物。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二十期，刊行各类著述五十四种，王国维自己的作品达二十四种，他为自己作品的面世找到了一个公开发表的园地，其在中国学术界名声日隆。
王国维的生活虽然与外界隔绝，而他无法摆脱旧思想的禁锢，内心世界始终是企盼帝制的，闻知张勋复辟他喜出望外，十二天后，他的情绪又随闹剧的结束一落千丈。而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他就是这样的人！
1923年，弱冠的逊帝溥仪心血来潮，下诏选拔海内博学宏览之士到紫禁城为自己上课。王国维经清末陕甘总督升允举荐入选，成为四个钦令“南书房行走”中最年轻的五品官员，四十七岁的王国维以秀才而为帝师，自然是感激涕零。五月进京面圣又是何等的殊荣，他的心里只有无尽的感恩载德。诏是应了，给的工作不是教书，却是每周一天在紫禁城南书房整理图书的工作，平时很难见逊帝溥仪一面。1924年1月，溥仪又赐他“紫禁城骑马”，这是历来清朝皇帝只赐与高官要员的特殊荣耀。清自开国二百多年来，以布衣寒儒获此殊荣的，仅康熙年间的词人朱彝尊一人，如今王国维得此殊荣，怎不教他肝脑塗地也难报君恩于万一呀！固而王国维诚惶诚恐地上了二道奏折给溥仪，一道请建皇家博物馆，一道请行周公孔子之道；完全是书生之论！这十足的老夫子学究气，又怎会得到剪了辫子，骑着洋车，令人砍去紫禁城里所有门坎的花花少年溥仪的认同呢？
1924年11月，冯玉祥废止清帝优抚条例，逊帝溥仪搬出紫禁城，王国维“南书房行走”的差事随之结束。
断了生活来源的王国维，再次得到胡适的帮助。在1917年和1922年中，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向校长蔡元培荐举王国维，蔡两次邀王到北大任教，王国维却因北大是学界新思想的主流战地，辞而不就，最后耐于情面答应当了北大国学们函授导师。不久，他读到北大考古学会撰文谴责清帝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罪行的文章，一怒之下无理地单方辞去函授导师职，与北大一刀二段。胡适不计前嫌，以无私的胸怀把这个思想守旧、性格犟拗、少有的国学大师推荐给正在筹划的清华研究院，看到王国维的犹豫，胡适搬出溥仪来下令促王就职，其用心之良苦，一则为传播中华国学，二则惜人才之难得！
伟哉，胡适！
1925年4月，王国维在搬入清华园前去天津张园再见溥仪，他看到的是一群小丑围着逊帝上窜下跳，溥仪则是整天花天酒地、贪图享乐，大清复国无异于天方夜谈了，王国维一时情绪极为黯淡。一进入清华园，王国维就与外界的喧嚣、扰攘绝缘了。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扎进了书堆。教书、读书、著书，心无旁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兼之，当时清华研究院汇集了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还有年轻的知名学者李济、赵万里等大批蜚声显著人物，真可谓是硕学鸿儒济济一堂。
清华研究院院长吴宓，凡遇大事或不能决的事，必请教梁启超和王国维。
名动天下的梁启超对王国维极为佩服，凡有疑难学题必说：“可以问王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性趣相近学问研究相近，俩人相差十三岁，其友谊可生死相托，王国维不就把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陈寅恪了吗？
王国维忠心不改，只是献给那个毫无希望的旧皇朝。他在清华任教时总是身穿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脑后拖着那更长长的辫子；皇帝都不要了的东西，他却一直带进了棺材。这就是王国维！
王国维品性温良，对人特别是对学生平易、和蔼、亲切。
任教中无论寒暑，无论身体好坏，上课从不迟到、不早退，授课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凡学生提问，他必定耐心细致倾囊相授。更加难得的是当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时，他不是绕着圈子避开，而是直言告之：“弗晓得（浙江海宁方言意：不知道）。”因此，他那独一无二的、不合时宜的旧装束，一点也不影响他在学生中的威望和崇敬。
王国维的抉择，虽是来自他对政治的无知和清逊帝溥仪的绝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身的遭遇，王国维幼年丧母，青年丧妻（后续弦潘氏）。
1926年，他的长子王潜明病故对他的身心打击特大，精神几近崩溃。
半年后，1927年天下纷争又起，广州国民政府大举北伐；长江以北，直、皖、奉系军阀打得个乌烟瘴气；之后又是上海的清党；……。
根本就认不清时势的王国维真以为大祸临头了，他留下悲怆的十六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纵身跳入他说的“今天最干净的土地，只有这一湾清水了”的昆仑湖里。
王国维这一辈子，为人温柔敦厚，行事循规蹈矩，治学沉稳踏实，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典型的书斋型学者。
他一生只埋头读书，沉浸在他认识的社会里，而这个社会又完全是从书本里得来的，至于社会的变化、人性的变化他一概不闻、不问、不知。
他钻研在古籍古董里，久而久之，他真的也成了老古董！
他从来没有做过损害民族、国家的事（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大小政治活动），也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人的事（因为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其政治观点的保守陈旧和品行道德的高尚完成了王国维的一生。


主要参考书籍：
《王国维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王国维年谱》，台北市精华印书馆1967 年。
《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