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b]下面引用由[u]冰云[/u]发表的内容：[/b]



土豆妹妹说得甚是！[/QUOTE]
谢谢你们的赞誉，真受之有愧，不过我这一生一直在效古人之修身。

    岁月悠然——自序

    我曾经痛苦过、绝望过，无数次问何为“苦尽甘来”？人间有如此多的痛苦，我家有如此多的苦难，那甘甜又会从何而来呢？

    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指明了学习的重要和学习应有的态度。如是希望在热血中澎湃，思维在脑海里挣扎，我勇气顿生，苦难不再是苦难，而是磨砺自己的坎坷；记忆里不再是灰然黯迹，而是值得珍藏一生的流光溢彩。

    摆脱水上漂泊的工作和生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青年船员梦寐以求的愿望，我也不例外，特别是经历了1966年到1970年陆地工作的一段经历，这个愿望就更加迫切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学习班后，我被发配到湘西，参加湘黔、枝柳铁路建设大会战。

    冷静了的我重拾久违的书本，从初三的功课学起，进而深入学习文、史、哲等学科。

    三年后大有所获，从此不再悲天悯人，不再人云亦云，也不想借助政治运动来改变命运，我深信“天助自助者”，深知青松傲立崖壁靠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顽强，腊梅傲视风雪是“不同桃李混芳尘”的高洁。湘西三年的面壁思过，我终能坦然笑对人生，坦然迎接人生中任何的挑战。我的坦然是平淡中的自强自信、是平静中的中庸信仰、是平凡中的乐观坚忍。
   
    故我将回忆录分成《我的苦难岁月》和《悠然岁月》两个部分。上部中描述的苦难完全是不问缘由的，你非得承受不可。下部记叙的生活中拥有了几分主动，努力识别变幻莫测的现状，硬着头皮接受一切困难和挫折，成功不得意，失败不气馁，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之滋味，均撇帚自珍、自酿自尝，退休那一刻才真有“生于忧患，老于安乐”之感慨，于是心静如水地写下了我几十年平凡的经历。

    男大当婚

    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诉说，不是所有的委屈都能宣泄，忍住了、想通了就完全的释然了！经过从1970年9月到1973年9月湘西三线三年工作和生活的艰苦历练，经过了凝神静气的三年苦读和修身养性，回到长沙重复那单调枯燥的水上漂泊，心中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对驾船工作的出自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和厌恶感，反之对熟悉的湘资沅澧和洞庭湖凭添了三分乐在其中的亲切感，因为是它们养育和拯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此刻心里更多是感恩。有了这种变化，给岳麓区天马山蔭马塘大樟树下七平方陋室我的家，一扫过去贫困潦倒的阴霾，总是洋溢着轻松欢畅的笑声，以致四十年后，我的同学、同事，乃至同事的妻子，相逢时，都不约而同地说起在我家吃财鱼片的往事，流露着怀念的羡慕说：“那个时候，你家小屋的温馨欢笑来自真诚和热清，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满满的正能量啊！”

    1974年11月，家里突然接到大弟宗元的信：说自己已经在郴县石灰厂上班了。我以为是公社派工，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因为阶级路线、因为家庭出身，我的心里哪里敢存一丝丝招工的奢望啊。直到二个多月后的春节，宗元回家过年，绘声绘色地讲述招工的过程，其实是因为公社害怕他在知青中的影响，而且县办石灰厂条件差、工作累，贫下中农子弟都不愿吃这个苦，公社便将这个招工指标分配给了他，因“祸”得福就此脱去农民身份迈入到工人阶级的行列里了。意外的特好消息对有三个知识青年的家庭来讲是无比兴奋的，这个春节是我的家庭自1955年后最快乐的一个节日了。而且，全家人似乎都看到了希望。

    果不其然，1975年8月，长沙港务局申请到二十个大集体招工指标，旨在照顾有知识青年的职工家庭，我家有幸分得一个，我将这个喜讯告诉同在华容农村插队的弟弟宗亮、宗平，最小的弟弟宗平没有一秒钟的犹豫，说：“招三哥吧，我年轻点，而且在华容潘家公社上下的关系好，以后招工的机会多些。”他的大度与母亲和我的想法不约而同，我为有这样谦让而顾全大局的弟弟深感自豪！

    宗亮十二岁随父亲回零陵乡下务农，属回乡少年，并没有取得知识青年的合法身份，1973年，宗平利用关系，将宗亮从零陵珠山公社转到华容，表现上创造了宗亮是知青的条件，符合招工条件。但在招工过程中，华容县知青办没有宗亮知青身份的任何登记文件，这是我最担心的一关，为保证宗亮的顺利招工，我提前休年假，至始至终陪着局里派遣的招工人员固守华容。前后半个月，使尽浑身解数，终于说动县知青办负责人，他说：“反正是你们本单位招工，你局里出个文字材料，我们重建个知青档案，就可以招他走了。”听后我喜出望外，立刻挂长途电话给姐姐宗明请她速办，姐姐当天在长沙港客轮船队开出我俩姐弟的证明材料，冒雨赶到华容，当晚四姐弟在宗平的茅草屋里团聚，第二天清晨，姐姐匆匆赶回长沙去上班，我拿着一张纸的材料七点半就焦急地等在县知青办大门口等候，知青办负责人讲话算数，仔细审查港务局的证明书后，让我重新填写宗亮的个人履历表，宗平拿着履历表宗亮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加盖了三级公章建，宗亮新的知识青年档案就建成了，也就顺利地完成了宗亮的招工手续，拿着宗亮的户口粮食迁移证明，真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感受。翌日，我们兄弟三人怀着“苦尽甘来春满园，姹紫嫣红别样情”的喜悦，亟不可待地挑着两担行装和土特产，兴高采烈地回到了长沙。

    见到风尘仆仆的三个儿子时，母亲如释重负地长叹道：“苦出头了啊！”

    随着二个弟弟的相继招工，母亲没有了生存的忧虑，便担心起我的婚事来，每次看到我，总怯生生细声细气地说：“男大当婚，你三十了，该成家了！”我看看家徒四壁的小屋会不加思索地岔开话题，或者不耐烦地冲她：“成家成家，我拿什么成家！”转眼看到母亲眼神里凄凉的泪花，我的心也在流泪。

    我何尝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难道四处漂泊的游子就不该有个老婆、有个家吗？但想到自己几近赤贫的环境，那个年代找个女孩恋爱结婚，社会上流传个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一房木器，二老升天，三间瓦屋，四季衣裳，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级工资，八面玲珑，酒烟不尝，十分讨好。”这些条件我无一具备，拿什么条件去恋爱结婚。而且我还有个无可药救的硬伤，那就是压在头上的大山——家庭出身，在唯阶级斗争是举的年代，家庭出身会牵连三代的，所以，青年男女在结婚前不得不为后代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我不想遭受轻蔑的冷眼，遭受屈辱的拒绝；更没有勇气去承受身心上双重的失败和打击。倒不如把心思放在学习、工作和家庭中，活得不是照样的快乐吗！家庭出身是望婚姻却步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自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下发《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提出“对城市私人房屋通过采用国家经租、公私合营等方式，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给以固定的租金，来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的意见。根据1958国务院“过去凡是符合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的意见，全国私房改造正式实行；各地政府立即将拥有宽敞住房的私房收归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出租、管理、修缮，各地的起点大同小异略有不同，政策规定对拥有私房面积100平米以上的私房业主用来出租的房间，统一收归国家房管部门出租管理，收取的租金远远低于原私人出租租金，国家收取租金后支付原业主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租金，这就是当时称之为“经租”的办法。城镇私人业主自留的住房，均视人口而定，最多的留下二三间，这还要是非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身份的人家才能享受。1964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房管局（国房字21号）《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64)法研字第80号《关于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丧失所有权的批复》文件，所有私人房产便无偿地收归国有了。地富反坏右和民族资本家（属于官僚资本家的住房一律没收）在改造后留下的住房基本上是不按人口只按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间房；如我的朋友刘利国，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他祖父的工厂和公司全部收归国有，他祖父自己兴建的长沙孝友里7号三层公馆，改造后留给祖孙三代八口人的住房是：祖父母为一个家庭住三楼的一间房，他父母子女六人为一个家庭，分配了公馆一楼的一间大房间，后考虑到家中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便把楼梯间厕所旁四平米的杂屋施舍给了他家。

    所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城镇住房问题是当代城市里年轻人成家的最大障碍。那时没有商品房，只有省市县区各级政府建有自己的领导干部楼和干部职工宿舍楼，社会上所有房源都由国家掌控，全国城镇居民私房拥有量不到社会拥有量的百分之五，绝大数的人和家庭靠租赁国家的房屋来居住，少数有条件的国营单位自建了一些产权属于国家的职工家属楼，所建数量也极为有限。长沙港务局四零八落有一些家属楼，光分配给机关干部居住都不够，几千工人哪里会有家属住房分配，文革中一些工人造反派挤进了被打倒的走资派或被遣送农村的干部的住房，能得此便宜的工人少之又少。政府房管局基本上靠社会主义改造中收上来的私人房屋，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需要用来租赁给城镇居民房源是杯水车薪，故全国众多城镇中许多家庭都是祖孙三代挤在一间屋里生活。

    我家1955年9月租住在岳麓区郊区橘农的茅草杂屋里，破败阴暗潮湿。1956年底租赁荣左路马路边4号张三爹的一间私房。1958年9月，岳麓区左家垅街道办事处和房管局照顾，分配了一间十平米住房和半间厨房的经租房，1962年，全家七口最后一次团圆春节是在这屋里度过的；一年后厨房西北向墙倒塌，因我家只有母亲和二个弟弟长住，房管局重新分配了一间八平米的房子，就是这样的居住环境，我怎敢带女朋友回家；这是我不敢问津婚姻的另一个原因。

    还有个经济上的重要原因，当年流行于市的结婚彩礼是：三转一响、五十六条腿，三转一响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五十六条腿是家中各种木器腿的总和。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元，一部永久牌自行车180多元，一部蝴蝶牌缝纫机180多元，而且购买这三样物件还要有专购票，专购票是由政府根据各单位人数分配发放，几千人的长沙港务局一年里只能分配到二十余张专购票，工人中很难有专购票分配。买这三种物品光是钱至少得480多元，我月工资34元，让不吃不喝也要积攒14个多月，真令我望而生畏。还要置办满屋木器：双人床、三门柜、床头柜、梳妆台、装饰柜、书桌、沙发、餐桌、椅子等等，更是需要一大笔钱。看到我的一些同事结婚，耗尽了自己和父母的一生积蓄，还四处举债，想想这些我就头皮发凉，凉透心底，哪还敢奢望婚姻。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城乡差距相当大，直到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才逐年缩小，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差距仍在3倍以上，大多数农村差距甚至达到十倍以上。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农村姑娘嫁个城镇工人职员是脱农门好最的途径，特别是城市国营企业的工人，端着铁饭碗，找农村或郊区的农业户口的姑娘并非难事，我的几个同事就是这样成的家。我却固执地认为，自己穷困了半生，实在不愿意再找个负担扛在肩上，思想上从来不考虑找农村姑娘结婚。

    岁月进入1976年，对我的婚姻问题，姐姐似乎比母亲更着急。还有我的同学和同事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都发动了起来，为我四处张罗介绍对象，每次我回到长沙，必然会有相亲活动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