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绝望
为了减轻母亲肩上的压力，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我便在假期和星期天里去推板车挣钱。1958年暑假，天气异常炎热，我匆匆吃完早饭，举步朝门外走去，被十一岁的大弟弟宗元叫住，他说今天定要一起去推板车，宗元从小多病，自被蛇咬后，身体更是虚弱，家里的重活从不要他做，自然不会让他去做推板车这样重体力活；可我禁不住他的死缠烂打，只好带上了他。
看着有两个人，我就到阜埠河码头去找活，同一个推上岭推熟了的拉板车工人谈好价钱，我和宗元同推一辆车，从阜埠河码头到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工大）最南端的建筑工地，每次一车装运一千多斤红砖，单边路程十二里，一趟工钱0.6元。那天太阳特别辣，我和宗元汗流浃背，第一趟完工已是十点多，为赶时间，工人用空板车拖我俩回码头，第二趟完工已到下午二点了，我接过一元二角钱，拉着弟弟高高兴兴回家，宗元早就在叫饿，我也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便在矿冶学院大门口的大饼摊子上买了一角钱大饼，两人分食，狼吞虎咽几口下肚，什么味道也没吃出来。晚上把剩余的1.1元交给母亲。
晚上我早早地睡了，半夜里听到母亲焦急的声音，睁眼一瞧，母亲正在问宗元“哪里不舒服”，姐姐站在一旁，递送着冷毛巾。我问妈妈宗元怎么了，妈妈说宗元发高烧，浑身滚烫，右肩与颈交接的地方长出个大疖子，通红通红。天没亮母亲急匆匆地搀扶着宗元去了长沙市四医院。
整整一星期才治好他的疖子，打针、吃药医药费用了近四元多，我俩推板车交给妈妈的钱才1.1元，治病花去了它的三倍多，真是得不偿失。
从此，我再也不敢带宗元去做这样的重体力活了。
自人民公社化后，灭绝了个体小商小贩，我家那个巴掌大的的小摊也关张了，全家生计只剩下母亲替人织毛衣一条路。
1955年8月，国务院相继公布实施《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使用暂行办法》，实行四证三票制：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工商行业用粮供应证、市镇饲料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地方料票。
最初的粮食定量还宽松，母亲口粮按劳动者定量，为31斤，取消小商小贩后减至27斤，再减至24斤；姐姐读中学定量30斤；我和宗元26斤和24斤，宗平18斤，每月定量的粮食尚有结余。
1959年初苦日子来了，物资匮乏，一切生活物品定量供应，食油定量减至每人每月2两，我家一个月食油仅有1斤。接着各种票证相继出炉，全国国票、地方票多达万种之上。猪肉供应逐年减少，直减到每人每月2两，肉店每天挂出瘦不拉叽的几十斤肉，不到一小时就售完了；禽蛋类和牛羊肉等干脆从人民的视线里消失了。最苦的时候，蔬菜也发证供应，每人每天半斤，蔬菜定量还不见得能全买回来，国营蔬菜店的菜顶多能卖两个小时，店门一开，人群沸腾争先恐后，抢不到菜的人只能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兴叹，因为蔬菜的定量隔天就作废了。中央号召“低指标、瓜菜代”， 一切土地归公社，田都种不好，哪来的瓜菜？
鱼（按节日配给）、肉、豆腐、食盐、火柴、肥皂、布、棉花、糕点、香烟、糖、煤、煤油等一应生活物资全部按人口户头发票供应。百货商店宝笼柜和货架上摆放的只有瓷碗、搪瓷类货物以及日记本、钢笔文具类货物，偶尔看见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几只手表，那是为体现物资丰富社会繁荣、为点缀国营商店而陈设的，因为购买它们要凭特供票，一般这些物品是在特供商店里购买。
全国人民生活艰苦已达极限，我家更甚，从1955年10月到1962年10月整整七年里，我们姐弟难得吃一根三分钱的冰棒；即使在外劳作得喉咙眼里冒出火来，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喝一杯大碗茶。
口粮定量每月母亲减至22斤，最小的弟弟18斤，宗元24斤，我和姐姐27斤。用在物资丰盛的年代，这个定量真的多了，谁也吃不完，要知道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吃，就是用于喂猪的细糠都成了营养品，只有患上水肿病的人才有少量配给。山上、田边和路旁的各种野菜、蒿子、槐花全采光了，那几年走在大街上，满眼全是面色蜡黄、骨瘦如柴的人，看不到一个孕妇。
经历了那个岁月的中国人，想起三年苦日子都会心惊肉跳。
我们的口粮本来就不够吃，又缺盐少油,蔬菜时有时无，没菜时最好吃的就是用酱油拌饭吃。每餐吃不饱，母亲还不得不减少我们每天的定量，抽出一点粮票卖掉，用这点钱买回其他的配购物资。我和弟弟们经常坚持把一天的饭一餐吃，但求饱餐一顿过过瘾。
1960年6月，姑妈突然带着二弟宗亮从合肥来到长沙，姑妈说：“宗亮不听话，学习不认真；总在河边玩，万一出了事，嫂嫂带的儿女个个听话，我怎么交代呀！所以送了回来，一则让嫂嫂教育他，二则你们一家该团聚了。”姑母承诺今后每月寄给我家的生活费从10元增加到20元钱，她会竭尽所能帮助嫂嫂养大五个孩子。要是没有舅舅和姑母，光凭母亲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支撑下来的，我们弟兄肯定逃不出骨肉分离的厄运！因为舅舅、姑母寄来的钱，可以买回定量的大米，大米时价每斤0.098元，至少可以靠买回来的大米维系生命。
初见二弟宗亮，他的确比我们好动得多、调皮得多，常喜欢在小弟宗平身上练手掌劲，宗平挨了打从不告状，有次我看见他手掌在宗平身上砰砰地打，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一点就透，从此学着我们的规矩，兄弟间友爱和睦。
1959年10月中旬，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到长沙县谷山公社秋收，农民的生活很艰难，公社集中为学生开火做饭，我们按定量上交粮票，为让我们能多吃点，公社在每餐的饭里掺杂些红薯，大锅大灶，还是柴火饭，特别的香。每天下午，公社还派人给在地里干活的学生发一个生红薯。没有菜，几乎顿顿吃从地里挖出来的蕹菜根，无油少盐煮得稀烂，我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十五天后回校，我把省下来的十几个红薯带回家，全家人饱餐了一顿。
从1955年9月到1960年10月，母亲拖着条跛脚，克服着心痛病，忍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劳累着，她的心病和腿病就越来越重，特别是腿，经常痛得寸步难移，歇歇停停依旧奔走在荣左路上。每次脚痛得无法忍受时，她就在棉花厂药店花0.06元钱买二包“何济公”粉剂，和着唾液吞服下去，重新上路。母亲能喝点酒，一两“冯了性”药酒能止住她的痛，而且比“何济公”粉剂效果强好多，为了省钱，妈妈总用“何济公”粉剂镇痛。经常看母亲买药的售货员于心不忍，关切地劝妈妈少吃“何济公”，喝点“冯了性”药酒对身体好些。母亲摇摇头笑笑说：“不行啊，五个孩子要吃饭啊！”
1962年9月，我和姐姐参加了工作，我间常给她买瓶药酒，“何济公”的用量减少了，直到1964年才与“何济公”绝缘。1966年仲夏，我从外地回到长沙，利用船在港口的时间回家探望母亲和弟弟宗平，宗平欢笑着跑到我身边，问：“带回什么好吃的东西？”一见我从书包里拿出瓶“冯了性”，他的欢乐顿时消失了，哭丧着脸说：“哥哥，莫再买药酒了，叫妈妈也莫再喝酒了。”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宗平说：“前几天妈妈喝了药酒，突然大哭大笑，怎么也制止不，我以为妈妈疯了，吓得半死。”看着一脸愧疚的母亲，没等我开口，母亲说：“我保证今后再不喝酒了，宗凡，你在水上工作，风湿重，这些药酒你拿去喝。”我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触动了她心底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一时不能自已，哭一场将胸中的郁闷吐出来，未必不是好事。我和姐姐每月工资34元，各寄回家20元，40元维系分开的两个家，着实难得很，1962年9月父亲带着二弟宗亮回到零陵乡下，母亲和二个弟弟住长沙。母亲心里的苦和难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想到这，我笑笑说：“没事，还是喝点吧，控制点量就行。”母亲的脸又呈现昔日的坚毅，决绝地说：“不喝了，你买伤湿止痛膏吧，以后只用膏药。”
1960年6月，我家从麓山南路12号迁居天马山下荫马塘7号，这原是邓姓两兄弟的一个大院，邓家老大在土改定成份时被划成地主，他的大部分房子被政府没收，只留给他们一间半做住房，没收的房子归岳麓区房管局，房管局分配院子西北角的一间正房、一间三角形的小厨房给我家居住。
院子南墙外长着一棵大樟树，树龄已过百年，树干要四个大人手牵手才能围住，大树笼罩着大半个院子，树冠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如华盖一般，苍劲的躯干爬满岁月的皱纹，镌刻着风尘的痕迹。大树张臂迎风，伸手留云，月上枝梢，满院银光点点，显得格外清幽。树冠浓密处有二个鸟巢，为数不多的鸟，飞翔和鸣唱都恰到好处，不惹人心烦而给人以身处大自然的愉悦。夏天骄阳似火，小院里树影婆娑，十分凉爽，是小院人家钟爱的纳凉地。
院子西边一条三米宽的小溪流过,四季常流不息，溪水来自岳麓山流向荫马塘，溪水最浅时有一尺深，常见游鱼戏水；每逢春季，溪水满沟渠深约一米多，荫马塘的鱼窜入渠沟，逆水而上，站在溪边，用漏网就可捕到一、二斤重的鲤鱼。
院里住着六户人家，湖大司机邓炳炎一家，原房东邓照明一家，卖甜酒为生的柳妈妈一家，湖大理发师胡妈妈一家，张建母子一家和新搬来的我们家；六户人家子女加起来有十四个，孩子和孩子是自来熟，按年龄我就成了娃娃头，都管我叫 “大哥哥”，现在最小的孩子也过了五十岁。
1960年9月，母亲瘫痪了，过度劳累加上长久的营养不良，母亲的风湿病再度复发，手脚关节一夜间全部变形，整日躺在床上，痛得日夜呻吟，到晚上又怕吵醒我们，咬着嘴唇强忍，早上起来，总看见母亲带血的嘴唇。祸不单行，母亲又患上水肿病，全身浮肿；肺也出了问题，干咳不已。经群众评定，居委会送来几样营养品：二斤细糠、半斤黄豆、一瓶橘子罐头。
街坊四邻都说母亲难逃此劫，这让我忐忑的心更加惊恐，母亲却轻描淡写地安慰我们说：“我是盆箍，盆箍断、盆就散架了，家就像一个木盆，我一死家就散，放心！我肯定不会死，一定会看到你们个个成家成才。你们也不要绝望，要相信‘粪堆也有发热之时’。”母亲凭着这个信念，无畏地直面疾病和死亡，说起来真的难以置信，母亲在没看过一次病、没吃过任何药物的情形下，活了下来，还活到了二十一世纪，是荫马塘他们那代人中唯一活到新世纪的老人。
母亲累到了、病倒了，为了活下去，我和姐姐不得不辍学四处找事做，努力寻求稳定的工作，没有地方招收十五岁多的孩子，我只得打些短工和零工。
街道居委会介绍我去了几个单位，都是因为出身的缘故不予录用。我随同学的哥哥到河东的建筑工地，想报名挑土方，那个工头乜斜着眼左瞅瞅、右瞅瞅，轻蔑地说：“不要！太小了，只会喝别人的血。”工地挖土运土按立方计算工钱，工头手下一般有二三十个人，轮流挖土和挑土，工钱是平均发放，人小不能同壮劳力做出一样的劳动量，同等的分钱无疑是侵占了他人的利益。
四处碰壁，居委会借给我一部破木轮板车，它不同于使用内外胎充气的胶轮车，木做的轮子，一条二寸宽的橡皮带包垫着轮子边，以减少与地面的摩擦力，可以稍微减轻拉车人的劳动强度。这辆木轮车的左轮橡皮带中缺了二寸，轮子每在地上转一圈，就重重的咯噔一下，车子的重量在肩头上颠压一下，去修理又舍不得钱，那时候小呀，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去找一块同样厚薄的橡皮，把它钉在缺口处，就不会遭受板车无休止颠压的折磨了。
有了这部板车，我每天到湖南大学家属区，家家寻问要不要买煤送煤，谁家需要，就把煤证、钱和盛煤的家什交给我，我到八字墙的煤店买煤装框，再把煤送进他们厨房指定的地方，一百斤煤收0.3元的工钱，一次能运送三至五家的生活用煤。湖大建设村在岳麓山南的坡上，煤最难送，而且也不加钱，板车拖不上去，只能把煤车放在坡下马路边，然后一担担跳上去，坡有一里多远，每挑一担煤上去要歇好几次，车子在路边等候时还要一个人在马路边守着，大部分时间是姐姐协助我卖煤送煤守车，她不能协助时，我将煤车拖到建设村坡下，在马路上大叫弟弟来，建设村坡下距荫马塘7号大约一百多米远。
就是这样送煤的事也不是天天有做，一天能收到三四家的煤证就大幸特幸了，因为能挣一元多钱，经常为收不到煤证而发愁。没有煤运送的时候，我拖着板车带着撮箕扫帚到阜埠河码头和路面上收集散落的煤，运气好一次能扫个十来斤煤，积少成多，积到几十斤就卖掉，也能挣上几块钱。
有次运煤，天下大雨，我和姐姐把油布盖在煤箩筐上，自己冒雨，浑身湿透了。姐姐当晚病倒了，姐姐在附中上学时，特别积极，处处争先，在京广复线的劳动竞赛中，长期营养不良加上劳动过度，突然休克，老师和同学把她送回家，饭都吃不饱，哪来钱看病？营养更谈不上，身体怎么能够恢复？她的头痛头晕日益加重，以致只能长时间卧床休养，休养中，她向居委会借了部纺车，接乱麻纺线，纺成麻线滚成团交居委会，麻线是按斤付工钱的，为多挣钱姐姐总是纺麻到深夜，价钱太低，劳累一个月也挣不上10元钱。
1961年1月下旬，舅舅和姑母知道我在长沙难找工作，就寄来二十元钱，要我到合肥去碰碰运气，正巧小表哥所在的汽车队招砸焦煤的临时工，我可以先做临时工再寻求招工的机会。我归还了木轮板车，在街道办事处开了个探亲的证明，兴冲冲地独自奔赴合肥，十五岁的我，一路上做着许多美丽的梦。
从武汉到芜湖六百公里水路，沿途停靠，客轮顺水航行要二十四个小时，我买到最低5.8元的统仓票，统仓在船最底层，座位少，人多，船上百分之七十的旅客都是席地而坐。上船后我找了个角落栖身，听着机器的轰鸣声，带着对前途的信心，天刚黑我入睡了，这是大半年来第一个安稳的觉。五点醒来，我的周围东倒西歪靠着许多旅客，旁边坐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单薄清廋，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见我醒来，关切地问：“小弟弟，你一个人吗？”听到同母亲一样口音的南京话，我倍感亲切，点头“嗯”了声，他收起书与我聊起天来，他说自己中专毕业，在马鞍山钢铁厂当技术员，到九江出差，现在是回厂去。我毫不保留地告诉他：家贫，初中肄业，独自到合肥投亲。他叹息了一声，说：“还是要多读点书啊。”随后聊些我能懂的三国水浒的故事，见我用白开水吞咽母亲为我烧烤的两个细糠面饼，他默默地站起身，拿过我的搪瓷杯，回来递给我一杯滚烫的水，说：“糖开水，你喝吧。”几年不知糖滋味，我竟一时手足无措了，一户人家一个月几两糖，这么金贵的东西，谁舍得给人，他还泡了一满杯，尝尝真甜，我感激地看着他，他却同我讲起武松来。到芜湖前，他拿出一张纸，边说边写：“我叫马安植，地址写在纸上了，以后给我写信吧。”又带着遗憾地说：“你记心这么好，三国水浒比我还熟，不读书真的可惜了。”
下午船到芜湖，我依依不舍地告别马大哥下船去轮渡码头，过河到裕溪口，坐火车到合肥，一路上在庆幸自己运气好、兆头好。
芜湖过河到裕溪口，二个多小时火车到合肥，第二天，小表哥朱家骝把我接到他工作的长途汽车运输队，在队长的安排下做临时工，一天工作八小时，工资1.2元，把大块的焦炭敲成鸡蛋大小的碳球，简单、劳动强度不大，一起敲焦炭的不是半大小子，就是妇女。七八个人围在焦炭堆前，乒乒乓乓、说说笑笑一天过得真快。可惜只做了三天，汽车队为压缩开支，辞退了所有临时工。
刚有工作就失业，只好跟着姑母扛着把铁锹当零时汽车装卸工，那个工作就如同今日的散工，站在马路边等着需要装卸的司机叫，每部车只要六个人，而往往是数十人争抢着上汽车。爬上汽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先要眼观八路耳听四方，关注卡车的停靠和司机的叫声，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爬汽车，好在大家自觉，遵守不成文的约定，先上六人的随车工作，后上的下车等下一趟。姑母很灵活，每次她都能抢占先手，而且还要把我拉上车。卡车开到煤场是上煤，开到单位是卸煤，上煤坐空车安全，卸煤坐在煤堆上，飞驰着的汽车让人胆颤心惊。司机总像催命鬼一样“快快快”地厉声吆喝着。打煤过程中，不小心伤人很平常，姑母就上煤中就被旁边的小伙子铁锹划破了左鼻侧壁，一寸多长，鲜血直流，幸亏不深，闯祸的小伙子把姑母送进医院，清创包扎好伤口，付清挂号、诊治费，问姑母该怎么赔偿，姑母淡淡地说：“讨生活都不容易，算了，你今后做事千万小心点。”
除装卸汽车外，姑母带我到国营商店排队购买不要糕点票只用粮票的粗粮饼干，买回再高价卖出，这是政府打击的投机倒把行为，商店规定每人只能买一次，我在第二次排队时被商店工作人员认出抓住了，硬着头皮坚持说来自外地，卖点心为充饥，他们凶神恶煞地搜身，查无所获后，没收了仅有的半斤粮票和0.32元，最可惜的是他们也没收了马安植大哥留给我的纸条和附中的学生证。
春节前，姑母带着我到邮政局，填写一张十元的汇款单，一再嘱咐我写上“这是宗凡在合肥挣的钱”，填写完姑母要我给她念了一遍。
为让全家人能过好年，姑母独自爬汽车到合肥外八十余公里的东关乡下，找当地农民买干胡萝卜樱子，农民把收割胡萝卜果实后遗弃的叶茎收集晒干，留着没粮吃时充饥，胡萝卜樱很嫩很嫩时是兔子的最爱，没见过人当菜吃，长老了猪都不吃，现在成了救命的仙草。两天后，风尘仆仆的姑母得意地提着一小包干胡萝卜樱子回来，当晚用开水泡了一把，然后切得糜细糜细，和在大米中煮成饭，不管怎么捣碎、怎么煮，它始终如干草咬不动，怎么下去的还是怎么出来。1961年2月14日年三十，就是这种饭，让我吃饱了肚子。
春节后，姑母仍带着我打零工，舅舅四处求情托保，始终没能找到工作。2月下旬，我带着舅舅给我的路费，临别前，姑母用了家中的二斤面粉，烤成十六个面饼让我在路上吃，芜湖到武汉的船上水航行要整整两天，加上两边的火车，路上的耽误三天多才能到家，十六个面饼足够路上吃的，可我知道家里已多年没看见过小麦灰面了，一定得多留几个让大家尝尝，每天只吃二个饼，到汉口化0.1元、二两粮票吃了碗热干面，回到离开一个月的家同母亲姐弟共享面饼。
回长沙后，依然为寻找工作的事奔波发愁。
1961年4月，街道居委会介绍姐姐宗明到湖南大学桃子湖渔场当会计。介绍我到湖大总务处自行车修理店当学徒，每月工资十八元，报到时，我心里充满感激，立誓一定好好工作。修理店连我共三个人，二个师傅一个学徒。师傅是社会青年，做私活，用公家的零件修配自家的自行车，材料零件登记他俩人互打掩护，我用你证明，你用我证明，我很反感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认定他们不是正派工人。每天上班我最早到、最晚走，一人打扫店里的卫生，努力学习自行车修理的各种技能，工作的第十天，湖大总务处一位负责人来修理店修车，见我在为车轮正盘，随便询问了我的家庭和失学的原因，我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说了父亲的历史和我退学后的遭遇，听后他沉着脸一言未发走了。第二天上班，师傅通知我总务处辞退的决定，听此消息，我完全蒙了，一个极简单的、最下层的自行车修理工都要讲出身！与此同时，姐姐也被辞退了。
十六岁的我第一次感到惶恐绝望，是那么的无奈、那么的无助。
我拿着修理店里结算的5元工钱，拖着宛如千斤的双脚，一步一挪走到岳麓山下桃源村的山塘前，痴痴地望着静静的水面，呆呆地站着，泪流满面，站了好久好久……十四岁后再没人见过我流泪，实际上我多愁善感，泪泉特别丰富，只因是老大，打脱牙齿和血吞！泪流在人后，决不在人前！这就是父亲遗传给我的性格！
抬头问青天：一家人生存的希望在哪里？
我不敢面对风湿病瘫痪在床的母亲，病痛的折磨已使她奄奄一息，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被无情的阶级路线掐灭了。
要不是看见几个学生回家，我还会痴痴地站下去，最近拖板车、到合肥打工的所有经历一幕幕重放，绝望最终被肩头的责任击退。我抹干泪水，咬牙从5元钱里花0.64元钱，当然还用了粮票、糕点票，买回一斤桃酥，到家递給母亲，妈妈吃下二个桃酥竟奇迹般地来了精神，复苏了生气。后来的几十年中，母亲总说是几个桃酥把她从鬼门关里拖了回来，所以，我对桃酥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几十年来桃酥始终是我最喜爱的点心。
姐姐先到家，母亲知道姐姐被辞退，还残存一点希望，当我拿桃酥给母亲时，她什么都明白了。母亲叫宗元和宗平吃桃酥，他俩说：这是妈妈治病的单方，任何人都不能吃！八岁多的弟弟都这么懂事，什么样的难关闯不过去呢？
母亲异常镇静，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地说：
“天无绝人之路！天下之大，总有一条路是我们的！”
谁也没哭，谁也没说丧气的话，母亲的坚定使我信心倍增，“明天再去找工作！”这是我和姐姐的信念和决心。
一家人生死与共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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