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的凌辱
1956年9月，小学六年一期，家境的贫寒和母亲的劳累，时常让我想起母亲说“你舅舅十一岁就到中药铺当学徒”的事，我也有十一岁多了，到小学毕业时我过了十二岁，是能去当学徒的，我应付着完成六年级的学业，还是以优秀的成绩拿到小学毕业证书。1957年8月，去当学徒的想法占据我的头脑，在小升初的考试中，我的语文和数学的试卷都只做一半，落了榜，我很是自鸣得意，幻想自己长大了，成为工厂里的学徒了。
母亲闻讯气得嚎啕大哭，边哭边诉：
“不争气的东西，自暴自弃的东西！是要把我气死！刚刚十二岁，翅膀就硬了？好，你走，到社会上当二流子去，当我没生过你！”……
自从那次被母亲打手心，亲眼看见母亲伤心欲绝的哭泣，我特别害怕看到母亲的眼泪，母亲如此地伤心，我后悔了，连连发誓保证明年一定考进中学。
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辍学的一年中，也会尽力帮母亲做些事，或者去挣点小钱回来；有时守摊位，有时守在荣左路八字墙地段，等拖板车的运输工人叫去推车，八字墙的上岭全长约一公里，到长沙有色工业研究所止；那时的物资运输主要靠人力，搬运工人使用三米多长的人力胶轮平板车，一部板车每次承运一千多斤货物，搬运工人的劳动强度巨大，每次看见搬运工人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青筋突兀，搬运工人拖车到上坡前，会叫上一至二个小孩来推车，以减轻自己的重负。因此八字墙地段坡下总站着一群半大少年，因为我小，开始被喊的次数少，推了好几次车，搬运工人知道我推上岭时特别的卖力，我便成了这群半大小子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推一次上岭五分钱（0.05），每次出去总能挣回4、5角钱，把钱递到母亲手中，母亲眼眶红润，不说一句话。
1958年1月，连下了好几场雪，天气特别的冷，这些天因为下雪，我没去推板车，上午帮母亲看摊，让母亲在家休息，中午母亲替我回家吃饭，临走时母亲不忘嘱咐一句：“下午少玩点，读你六年级的书，记得你说过的话。”
腊月初八那天，连下了几天的雪，路上行人稀少，我九点出摊，十一点母亲来收摊。随母亲刚进家门，父亲原湖大商店的工友谭世宝尾随而来，他对母亲说：
“李妈妈，找你家老二问点事，一下子就回来。”
母亲笑呵呵地回答：“是谭师傅啊，进来坐吧。”
“不坐了，还是快去快回吧。”
“好，泉生去吧，莫贪玩，早点回来吃中饭。”
一路上谭世宝一言不发，我默默地跟着走进他家的厨房，灶台边站着他凶神恶煞的老婆，手里拿着个短扫帚，傍边站着她家的独生子“费伢子”，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刚刚挨过教训的。“费伢子”比我小一岁，我好奇地看着他，想不清楚他们找我究竟要问什么事。
“费伢子，你说，上午你都到过些什么地方？”谭妻瞟了我一眼，大声问。
“我先去了张婶的摊位，后来在李宗凡摊子旁讲了几句话，再没去过别的地方了。”费伢子低着头一字一句背书一样，没有停顿、没有节奏。
“李宗凡听到了吗？他只到过你那里，拿出来吧！”谭妻厉声问我。
“拿什么？”我一头的雾水。
“装什么蒜，三块钱，今天费伢子从家里拿走三块钱，要不是她张婶告诉我，我还不晓得他拿了钱呢。”
“我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呀。”我申辩了一句，转身想朝外走去。
谭妻用力抓住我手臂，恶狠狠地说：“想走？哪里走，交出三块钱你就走！”
“哎哟！”谭妻的力气很大，我痛得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委屈地说：“你莫冤枉人，我没拿费伢子的钱。”
“痛？你晓得怕痛啊！怕痛，就把三块钱交出来！”
谭世宝在旁帮腔说：“李伢子，拿了就拿出来，我们不告诉你妈妈就是。”
谭妻始终抓住我的手臂，我忍着痛，眼含泪，坚持否认拿了费伢子的钱。
谭氏夫妻轮番威逼，什么难听的话都有：
“你家最穷，只有你会偷。”“饥荒起盗心，肯定是你拿的。”“穷鬼见钱眼开。”“反革命的崽，是什么好东西！”……
谭妻几次举起手中扫帚，恫吓不交钱就要打人。
我眼中噙泪，一声不吭地任他们辱骂威逼，十二岁多的少年怎能抗御两个凶神恶煞壮年人的淫威，强忍着不让眼泪滴下来，低头死死盯着地面。
刚下班回家的龙伯伯看到这僵持的场景，忙问：“老谭，出了什么事？”
“李伢子偷了费伢子的三块钱。”
“宗凡，你到底拿没拿？”龙伯伯转头问我
“龙伯伯，我根本就冒看见过费伢子的钱，她们硬要冤枉我。”我的眼泪终于夹不住了，如断线的珍珠哗哗落下，哽咽着回答。
“老谭，大家都知道，李家的孩子个个品行好，一起打邻舍二年多，你又不是不了解，真的莫冤枉了人家孩子。”
谭妻恨恨地冲了龙伯伯一句：“说得轻巧，又没偷你家的钱，莫管闲事，反正他不交出三块钱，就别想回家。”
“莫以为有人帮你撑腰，就可以蒙混过关。”谭妻转脸，把手中的扫帚连连在灶台上拍打，说：“再不承认，不交出三元钱，这里是湖大的地盘，明天就不让你家在这里摆摊子了！看饿不死你们。”
龙伯伯见老谭夫妻油盐不进，就退了出去，见他出去，我心空了也怕了，摊位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了摊位，会……我不敢往下想了，喃喃说：“我回家找妈妈要钱给你，只要你让我家摆摊子。”
随着一阵冷风进来，门开了，母亲跟着龙伯伯急匆匆闯了进来，正听到我说的话，母亲正色问我：“你拿没拿钱，拿了就认，就深刻检讨，没拿就不该承认。人要有骨气，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低头。”
看见母亲，我再也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我根本就没看见过费伢子的钱，他们骂我，把我的手臂抓得好痛，还说不准我们到这里摆摊子了，以后怎么办啊？”
母亲听完我的哭诉，气愤地问老谭夫妻：“你们说宗凡拿了费伢子的钱，你们看见了吗？有证据吗？”
“没亲眼看见，费伢子说拿钱后，到他那里后钱就不见了，不是他是谁！”谭妻说，语气没有了从的凶狠。
“没有证据你们就冤枉一个小孩，恐吓威逼，还抓伤了他！”母亲提高了声调：“走！去派出所，让警察来调查，是宗凡偷的，就赔，还要关他几天。”
谭妻应声说：“去就去。”
一直沉默的费伢子突然小声地说：“妈妈，莫去派出所吧。”
母亲看出了费伢子的胆怯，和颜悦色地问他：
“费伢子，你是诚实的孩子，好好想想，钱到底是在哪里不见的？”
费伢子迟疑了片刻，终于说出了实情：
“李妈妈，今天我偷了家里的三块钱，到过张婶和李宗凡那里，离开李宗凡时，我还从口袋里拿钱出来看过。后来，和同学一起完雪，堆了雪人后钱才不见的，我真不晓得丢在哪里了；我妈说是李宗凡偷了的钱。”
听完费伢子的陈述，母亲更气愤了，逼着谭氏夫妻去派出所，还要龙伯伯作证：“今天的事非去派出所不可，还我儿子清白！不能从小背个小偷的名声。”
谭世宝听完儿子的话，态度立转，低声道起歉来：
“李妈妈，真的对不起，错怪了宗凡，派出所就别去了吧。”
谭妻有些不甘心，丧气地咕哝着：“那我的钱不就白丢了。”
母亲听到这话，更是坚持要去派出所。母亲正告谭妻：“人穷也不是你能欺负的！本想看在邻居的份上算了的，你这样霸道，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让警察来评判是非曲直，一还我儿子清白，二要检查我儿子手臂的伤情。”
老谭连连认错：“李妈妈、李妈妈，错怪了你家老二，我们不对，费伢子说钱在堆雪人后丢的，已经还了你儿子清白；我现在就带他去卫生科看手臂，是你谭嫂抓的，我认。她是文盲、没有知识，你大人大量，莫同她一般见识。”
龙伯伯也在傍调解，母亲心痛地仔细查看了我的手臂，然后抬头愤愤看看老谭夫妻，长叹一声，谢过龙伯伯，牵着我走出谭家。
回家后母亲对我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今往后你要挺直腰杆做人！记住，人的名声是一辈子的事，就是被打死也不能接受冤枉。”
这无端的屈辱，让我痛苦和愤恨了好多年，我恨强者的蛮横，我哭穷人的悲哀，更恨那些无知的成年人把淫威和羞辱强加给未成年的孩子。我拼命看《三国演义》、《水浒》、《三侠五义》等书籍，一心想成为飞檐走壁、身怀绝技的侠客，有一身的本领去抱打天下的不平，去惩治天下的恶人。
侠客没有做成，但自此事以后，我一生再没有屈服过淫威，一辈子挺直腰杆做人！为人行事敢作敢当，信守忠义，不凌弱小，不畏强暴！
还有件终身难忘的屈辱：
195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怀揣推板车得来的0.8元钱，兴冲冲赶到岳麓山下，想帮妈妈收摊早点回家。刚走到岳麓山邮政局前，看到一大堆人围着母亲的摊位，我从人群中挤到妈妈身边，只见一个身穿中山装衣冠楚楚的青年人，手里拿着件织好的毛衣和一小团毛线，指着母亲问：
“你贪污了我多少毛线？”
母亲一脸委屈，申辩道：“我用我的五个儿女发誓，没拿你一钱毛线。”
“没拿？我复了秤，少了一两多，我的毛线可是一块五一两的货啊。”
“取毛衣时我们当面过的秤，没有少呀，你在哪复的秤。”
“你管我在哪复的秤，反正是少了一两多毛线，你赔，赔我三元钱。”
“凭什么赔你，我没拿你的毛线。”母亲坚持着说。
“哼，能写会算，你究竟是什么人，不是个简单的家伙。”
“我是什么人？这里谁都知道，我是要养五个孩子的母亲。”
“哭穷？哭穷没有用，以为我会不要你赔钱，休想！拿钱来。”
他的毛衣用线一斤三两，手工钱收了三元二角五分，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织了四天，要是赔他3元，还剩多少？
母亲边哭边抗辩，那青年则越来越口无遮拦，语言尖刻恶毒且咄咄逼人，一边是二十多岁气势汹汹的年轻人，一边是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人群中终有人看懂了这场争吵的实质，一个中年人上前先问那青年：
“莫吵了，我问你是在哪杆秤上的复的秤？”
接着转脸再问母亲：“你收他的毛线又是用的哪杆秤的？”
母亲如梦方醒，连忙拿出桌子下我家的秤说：
“收毛线用的它，交毛衣时也是它。”
中年人接过秤，问青年：“是不是这杆秤？”青年人说“是”。
中年人从青年手中拿过毛衣和那剩余的一小团毛线，放进秤盘，边称边问：
“你交给大婶的毛线是多少斤两？”
“一斤五两。”
中年人仔细地看看秤杆的标尺，对青年说：
“没错呀！称起来一斤四两宏，一斤五两绵，都挂得住，除去几钱的损耗，你的毛线没有少呀。你是用哪杠秤复的？”
“我是在百货商店的小磅秤上称的。”青年说。
“磅秤上哪里能精确到几钱一两！没搞清楚就冤枉人，是你的不对了！”
事情清楚了，看热闹的人纷纷指责起那青年来，有人叫“赔礼道歉”。
此时，母亲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说：“算了，不同你计较，你走吧。”
谁知那青年换了个话题，不依不饶地说：
“斤两的事就算是我说错了。但你的手工价格为什么要比别人贵？别人织毛衣都是二角钱一两，你却要二角五分钱一两，这是哄抬物价，是剥削！”
那种盛气、冷酷、蛮横和“大义凛然”的神态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母亲在河西的声誉很好，大多织毛衣的人，都是先来问母亲要卖多少毛线，然后买来毛线直接交给母亲，从不过秤，每次都是母亲一定要秤给他们看，他们在取毛衣的时候也从不复秤，拿着就要走，又是母亲秤好非要他们看，他们总是笑笑说：“李妈妈，莫看了，我还不相信你！”
那青年步步紧逼：“你退我六角五分钱就算了，不然我到政府那里告你。”
母亲忍无可忍了，她“抻”的站起身来，一把抢过青年夹在腋下的毛线衣，愤怒地吼叫：“我拆了它！退给你钱。”
青年被母亲的愤怒怔住了，一时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母亲。
旁边的两个大姐上前一左一右扶着母亲，夺走母亲想要拆毁的毛衣说：“同他赌什么气，自己的劳动力莫糟蹋了，你为他打毛衣，他给你钱天经地义！”
人群中爆发出一边倒指责：“不像话，欺负一个残疾女人。”
“事先讲好价钱了的，年纪轻轻，太不讲理了吧。”
“没钱，你把毛线绕在身上吧，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没教养的家伙，替你爸爸脸红。”……
他知道犯了众怒，再也不吭声了，默默地接过大姐递给他的毛衣，低着头挤出人群，匆匆去了。
母亲替人织毛衣一直织到1964年，瘫痪在床上的几年里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无理取闹的事也就遇到这一次。
青年走了，人群散了，收了摊，母亲脸色铁青，看也不看我，独自走到自卑亭，不转弯走上回家的荣左路，径直走在牌楼口路上朝湘江走去，我心里有种不祥之感，害怕地紧紧跟在后面，抓紧母亲的衣角喊这：“妈妈回去吧！……”
母亲始终一言不发，走到河边站立在河堤上，望着滚滚的江水嚎啕大哭，我哭着、依旧紧紧抓住母亲的衣服，生怕手一松，母亲就会消失。
母亲这种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我一生只见过两次，1957年7月24日，我放学回家不见我家小摊，心中窃喜，以为母亲早收摊了，兴冲冲跑回家，母亲呆坐在床头，手扶着床柱默默流泪，见到我，突然恸哭，好久好久，母亲才抽噎着说：“你外婆七月二十号过世了，我不孝啊，让她为我担心了啊！”
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后，母亲在堤上坐了下来，抱着我说：“老二莫哭，放心，我不会跳河的，我死不得啊，我是个盆箍，我一死家就散了、你们就散了。”我央求着说：“妈妈，吓死我了，以后再莫到河边来好吗？”
母亲擦干眼泪，勉强地朝我一笑，坚定地答应：“好，再不来河边了！你考进师院附中的承诺，也要兑现啊。”
母亲说到做到，再没有一个人来到河边，即使是遇到天大的委屈和困难，她会独自徘徊到爱晚亭自叹自解，实在难出胸中闷气，就回家关上房门大哭一场，然后，擦干泪坚定地奔波在生命线上。
1958年8月,我兑现了对母亲的承诺，考进湖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