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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魏 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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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生
2011-06-06 2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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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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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魏 徴
沁 园 春
魏 徴
低矮凡夫,家穷好学,耿直狂徒。守成安思患,慎防纵欲,兼听明晰,暗则为孤。不避嫌疑,秉公办事,愿作良臣为国儒。君有倦,进十思警语,贞观阳铺。
明君立谏除孤。家有诤臣宗庙不虞。木长须根固,国安德厚,竭诚待下,以俭消屠。铜镜明人,可知得失,鉴古兴亡成坦途。亡徴矣,朕失一明镜,国失灵枢。
魏征(580-643)字玄成,身高约合现今1.62米,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为人耿直,好直言上谏,不避亲疏。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曾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但太子建成不从,玄武门之变后,建成被杀,魏征转为李世民幕僚。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贞观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是创业难啊还是守成难呢?”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陛下身经百战,历经重重危险,才打下今日江山,这么说来自然是创业的艰难。” 但是,魏徵回答说:“帝王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都是天下大乱。乱世方显英雄本色,也才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而得天下之后,渐渐有了骄逸之心,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滥用民力,最终导致国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就更难的啊!”太宗总结说:“玄龄当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备尝艰苦,所以觉得创业难。魏徵与朕一起治理天下,担心朕生出骄逸之心,把国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觉得守成更难。现在创业时期的困难已经成为往事了,守业的艰辛,朕跟大家一起谨慎面对吧。”
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听到此问,心中一动,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话吗。他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点头称善,说:“若不是因为有了爱卿,朕听不到这样的话啊!”
贞观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难易的问题,魏徵说:“守业很难啊。”太宗反问:“只要任用贤能之人,虚心接受进谏,不就可以了。为何说很难呢?”魏徵进一步作了发挥,说:“看看自古而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险的时候,往往能够任贤受谏。但到了天下安乐之时,必定会懈怠,这样日积月累,问题渐渐出现,最终导致国家危亡。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宁还能心怀忧惧,岂不是很难吗?”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秉公办事,不避嫌疑,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这是为良臣;一味顺从君主的意见,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君王,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这是为忠臣也。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的不舒服,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魏征进谏,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必定当面直谏,坚持到底,决不背后议论,这是他的可贵之处。有一次,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每次向我进谏时,只要我没接受他的意见,他总是不答应,不知是何缘故?”未等长孙无忌答话,魏征接过话头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又立即顺从陛下的意见,那就只有依照陛下的旨意行事,岂不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了吗?”太宗说:“你当时应承一下,顾全我的体面,退朝之后,再单独向我进谏,难道不行吗?”魏征解释道:“从前,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我,背后又另讲一套,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对于您的看法,为臣不敢苟同。”太宗非常赞赏魏征的意见。
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尤其是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一天,他问魏征:“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的功夫吧?”魏征不同意太宗的想法,他说:“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二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理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嘲笑魏征的看法,魏征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太宗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孔子家语》人受谏则圣,木受绳则直,金受砺则利。荀子《子道第二十九》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天子),有四个谏诤之臣,边疆就不会被人侵犯;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诸侯),有三个谏臣,祖国就不会危困;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家臣(大夫),有两个谏诤之臣,宗庙就不会毁坏。木头要长势良好,必须其根要根深。国家要安定,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凡是事情的开始,都是充实繁多的,但事情的结束,则很少是成绩辉煌的。这就是取得容易,但守成的难啊!。为要寻咎原因,就得竭诚善待人民。当得志的时候,往往容易纵欲傲物,如果是人是竭诚的话,则吴国和越国都可以成为一体;如果是傲视万物的话,则骨肉如为行路之人,各不相干。虽然懂得使用严刑,摆出皇帝的威严,这样只能使人折服,而不能使人心服。事情不能只满足于这样,问题的核心是在人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一辆断了绳索的车子,可以呼啦地狂奔。作为人君者,的确是能纵欲。如果能深思而自制,知道适可而止的话,就可以使国家安定。 居高思患,居安思危,常常修养自己的品德,当满溢的时候,就想想江海是处在百川之下。你的满溢,是接受别人的东西而得来的。当游乐打猎的时候,就想想,一年三次,就已经足够。当人忧倦而懈怠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得来的不容易,善此善终的就更加困难啊!要使自己不臃肿闭塞,就应该虚心倾听下面人民的意见;要防止被谗言所蒙蔽,就要正其身以抵挡;当恩赐下臣的时候,要想想是否恩赐得得当;当责罚别人的时候,则应细想,是否是毫无原因地发怒而滥用刑法。时时想起这十思,宏扬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选拔有能力的人,加以任用,听到正确的意见,就要跟从,这样有智智慧的人,就能尽其智慧,有勇之人,就能竭尽所能,仁者能播施其德惠,有诚信的人,自然会对你效忠。如果能这样的话,就不必劳神苦思地想着如何统治,百官都会各守其职,国家自然繁荣昌盛。唐太宗得到魏征的帮助,做出了为后世所称颂的“贞观之治”。
当魏征病重死去的时候,唐太宗非常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啊!”
黄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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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云忠烈少, 历代几明君? 一字能成狱, 群书辄付焚.
龙鳞谁敢逆, 史册幸留芬. 若遇朱皇帝, 连绵见野坟.
魏征何幸, 得遇太宗, 倘生于别朝, 不但死无葬身之地, 家族恐亦被夷灭矣.
历代谏官死者何止千百? 鲜有留名, 更休云与征齐名. 此征之幸, 亦因与人主性格及要求配合所致.
世民不杀魏征, 固广阔心胸, 其爱”明君”之名而不”敢”妄杀直臣, 亦原因之一也. 观其因玄武门一事而破千年史笔独立之风, 强索”起居注”, 是其内心恐遭后世议其”弒兄夺位”之恶名, 此例一开, 更无春秋笔法. 后继暴君遂肆无忌惮, 其恶更甚于杀一谏者. 后人皆云唐太宗乃中国帝皇第一人, 实未洞悉其心者. 其比宋仁宗之爱民, 相距甚远.
中国自隋以降, 元且不论, 以明最黑暗, 以宋最开明, 唐, 气象宏大而已, 身为贵族且锦衣玉食, 一般百姓, 役盈于途, 死于深壑者无数. 奢言盛世, 实过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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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宋人眼裡,「仁宗盛治」遠過「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在嘉祐四年(西元1059,距趙禎駕崩還有四年),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趙禎都沒有批准。但他死後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了。翰林學士王珪等群臣給他寫諡曰:「臣聞元精磅礴,濟萬物而不昭其跡者,薦名曰天;至德汪洋,澤萬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諡於帝……維其歷古聖賢之君,莫不極所以尊明令顯之稱,又或至於代相襲之。夫仁者聖人之盛德,豈獨未有以當之耶抑當時鴻儒巨學反略於稽求抑又天之所啟、期以克配先帝之廟乎《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歟惟功以創業為祖,德以守成為宗,皆尊尊之大義也。先帝尊諡,宜天錫之曰神文聖武明孝皇帝,廟曰仁宗。」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他的群臣們這樣歌頌「仁宗盛治」:「四十二年於茲,可謂海內大治矣。竊跡羲黃之前,敻乎莫索其詳。自《詩》、《書》之載,未有如茲之盛者也。」
北宋學者邵伯溫這樣讚美「仁宗盛治」: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台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台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雲。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北宋政論家陳師錫這樣懷念「仁宗盛治」:「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大文豪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號。即使目空無人的南宋宰相秦檜也曾說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衛徑也稱:「嘉祐之治」振古無及。
在宋代有太多讚美、歌頌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這些人包括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胡安國、劉光祖、周必大、楊萬里、王璧、陳俊卿、劉克莊、趙汝騰、葉適、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識兵革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後,第二個比較開放和寬容的時期。其根源就在於太祖皇帝趙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寬宏大量。
趙匡胤統一中國後,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了向文官治國的轉變,未殺有功大臣。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趙匡胤制定了法律,規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對公卿辱罵。宋朝不興文字獄,對讀書人比較寬容。
到了宋仁宗趙禎繼位,把這個傳統弘揚到最大。趙禎愛好學習,崇拜儒家經典。他首次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拿出來合在一起讓學生學習,開了「四書」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說:這只是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
四川有個士子,獻詩給成都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這不是明目張胆地煽動造反麼·成都太守將他縛送京城,交給皇帝嚴加懲治。可是仁宗卻道:「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首詩泄泄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做做吧。就授其為司戶參軍。」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後病死於汴京宮中福寧殿。遺詔中說:由太子趙曙即位,進曹皇后為太后,喪禮必須從簡。死時訃告送到敵對國家遼國,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遼國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可見趙禎真是無愧「仁」宗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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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秋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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